材料一：缠足对于旧时代的女人而言，本质上不是一个美与丑的事儿，而是生计问题。绝大多数女人之所以缠足，关键是因为如果不如此不仅不能嫁个“好人家”，而且有着嫁不出去的危险。
——引自张鸣《“历史”另一面的困惑》
材料二：在未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史上任何文明都不存在社会福利的概念，更没有完备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中的平民，在遭遇变故如伤残或因衰老而丧失劳动能力后，由于再没有其他可以获得经济来源的途径，基本等于完全失去了生存保障。为了抗拒这种生存风险，平民选择了繁育下一代作为个人的专属保险。这正应了一句古话：养儿防老。当养育子女成为一种规避风险的手段时，这等同于一种中长期投资。为了规避投资风险，人们还可以选择分散投资的策略，比如扩大生养数量。
——引自《经济视野下的历史变迁：帝国启示录》
材料三：近代以来，中西风俗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方大多数人都懂得日蚀、月蚀这些自然现象产生的原因，而中国人却大多保持着恐惧心理和迷信活动；西方人立身处事以切身利害为进退，而中国人以对人的忠孝节义为立身处事之本；西方人讲平等、重竞争、交往务实、不尚空谈，而中国人讲礼乐、重亲和；西方人重视自身现实的生命，讲求今生的享乐，而中国人重视生命的延续和子孙的繁衍。
材料一：1912年3月5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通令：“满虏窃国，易于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以腥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流，以终余年……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以除虏俗，而壮观瞻。”
材料二：（建国初期）受当时强劲的革命思潮的影响，中国人的服饰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呈现出学习借鉴苏联服饰的趋势。在当时，服装除了最基本的功能外，更承载着表达政治倾向和社会主义国际阵营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政治使命。苏联服装成为思想进步、追求革命的象征，主导着当时人们的服饰取向与选择。列宁装、依照苏联坦克兵服装设计的“坦克服”、根据苏联款式仿制的各种“布拉吉（连衣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闪耀在民众服装中的亮丽风景。
——彭国亮《印象中国民生记忆六十年》
材料三：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大革命”兴起，在“破四旧”运动中，谁的穿戴如果被认为不符合无产阶级式样，或带有“封、资、修”的影响，就会在大街上被勒令停下来，强制剪掉头发，撕烂衣服，红卫兵拿着剪刀专干此事，小脚裤管是他们最为仇视的对象，见了就剪。
——彭国亮《印象中国民生记忆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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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依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证。（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楚，150字左右。）
材料一 大约在崇宁年间（1102－1106年），瓦舍已经遍布汴梁东西南北四城。瓦舍里所表演的游艺种类繁多，如演杂剧、影戏、杂伎、说史书、谈经、舞番曲、鼓子词、卖嘌唱等，百戏杂陈，雅俗共赏。来瓦舍的观众，除市民外，还有手工业工人、商贾、护城的禁兵、进城的农夫。《东京梦华录》记载：“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中国史•博学人》
材料二 （明代中后期）应运而生的商人是消费生活中的弄潮儿，一般的庶民地主不能与其匹敌，积累起高额资本的商人最爱高消费，……对静态的传统农业社会注入了活力，冲击了社会等级制度，冲击了传统的人伦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的批判。……明代社会消费风俗的变迁也正是明代社会内在矛盾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伤风败俗的性质，体现着封建政治的腐朽性。……文化消费的社会层次下移，市民阶层和村夫野老逐渐取代文人士大夫，成为文化消费群体的主体力量。
——《从明清商业广告看社会变迁》
材料三 民国元年，迁到北京不久的民国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颁发了第一个正式的服饰法令，即《服制》。该法令对民国男女正式礼服的样式、颜色、用料作出了具体的规定……1912至1919年间，民国政府又颁发了十余项服制，发人深省的是，民初服制的选样，基本上采用西洋服式为主。虽然，其中不乏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组合……当时的上海、天津、北京、南京等城市的政界、知识界率先剪辫易服，商贾亦为之推波助澜，机敏的商家则抓住了改元易服这一商机。民国元年北京《大自由报》刊登此类广告：易服者注意：启者民国共和告成国民剪发易服以壮我国气象一新。本主人有鉴于此故，由上海特聘高等裁剪名师专做西式各种改良便服并各国维新便帽无不完备。敝局非图渔利实因鼓吹易服起见，凡士商各界请一试之，方知予言不谬。
——《百年来中国服饰流变：民国易服，“拿来”洋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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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邸报”是我国最早的报纸，现存对这一封建官报作最早记载的文献，是载于唐代孙樵《经纬集》中的《读“开元杂报”》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载了开元时期有一种每天条布于宫门之外的朝政简讯的讯息，孙樵将其内容与编年史《开元录》进行比较，发现每一条都有根据……，其中对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封禅事件的渲染极为隆重。到了后唐和宋代，这种朝政简报被通称为“朝报”，作为中央政府公开发布宫廷新闻的工具，直接向民众宣布，时效迅速。
──黄蝴《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
材料二 我国民报之产生，当以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汉口出版之《昭文新报》为最早。此为同治十三年在上海出版之《汇报》，在香港出版之《循环日报》，光绪二年上海出版之《新报》，及光绪十二年在广州出版之《广报》；斯四者皆当时深悉外情者之所为，惜国人尚不知阅报为何事，未为社会所见重耳。迨光绪二十一年，时适中日战后，国人敌忾之心颇盛，强学会之《中外纪闻》与《强学报》，先后刊行于京沪，执笔者皆魁儒硕士，声光炳然。我国人民发表政论，盖自此始。后此《时务报》与《时务日报》等接踵而起，一时报纸，兴也勃焉。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材料三 若夫新闻事实之报道，世界舆论之趋向，内地国情之调查，政艺学理之发明，言论思想之介绍，茶余酒后之资料，凡全球文明国报馆所应尽之义务，不敢不勉，此则同人以言报国之微志也。
——梁启超《时报》发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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