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歌
席慕蓉
1我不到五岁就进了小学一年级，在南京逸仙新村的一个小学里，学会了一首老师教的歌：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上海，在南京，我的朋友在这里。
这么多来，我不单牢牢地记住了这首歌，并且还记住了教室里地板上温暖的阳光，和窗外对着我微笑的外婆的容颜。
我的女儿是三岁多在新竹上的幼稚园，也不过是去随便玩玩。所以那天下午，当她说要唱一首新歌给我听的时候，我也不过如平日那样，随口地应答着她罢了。
然而，我女儿却认真地唱起来了，用她那稚嫩的童音：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台北，在新竹，我的朋友在这里。
刹那间，几十年来家国的忧患，所有的流浪、所有的辛酸都从我心中翻腾而出，我几乎要失声惊呼了。转身站起来面对着幼小的女儿，我那不解人事的女儿还抬着头问我：
“妈妈，宝贝唱得好不好听？”
我小声地回答她：“好听，宝贝唱得好听。”
孩子没有听出我声音里的哽咽，她高高兴兴地一边唱一边跑出去找小朋友玩了，我一个人站在屋子中间，发现热泪已流得满脸。
2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对那个后山上开满了油桐花的小小学校里的孩子们，对他们那样羡慕的原因吧。
今年五月初的时候，我们新竹师专美术科的师生一起下乡，到苗栗县南庄国小举办一场“艺术服务社会”的活动。
南庄国小实在很小很小，紧紧地贴在山边。周围全是山，全种满了油桐，正开着一簇一簇的白花，风吹过来，后山上的白花就一瓣一瓣地飘落下来，有的飘到山上人家的屋顶上，有的就飘落到学校的操场上来了。
学校里的小朋友们排演了一些节目来娱乐，等到学校的广播通知一响，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冲向操场。我们被请到操场正面的走廊下，先看了中年级的国术操，然后再看低年级的毛巾舞，最后是高年级的山地舞。
这些在山间长大的孩子们，有着和城市里的小孩们一样的自信，跳得好极了。我注意到他们的面容饱满，身体结实，低年级那些小朋友们，更是扭得自在、笑容可掬，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
而此时，后山上的人家，也都站出来从高高的街边俯瞩着我们。有老人，也有抱着幼儿的妇人，也有荷锄而过的农夫，都靠在街道的红栏杆上，笑嘻嘻地往下看，并且一边还指指点点的。看得出来，他们对这些孩子都特别熟悉。
在这个满山都种满了油桐的小小世界里长大的孩子，有多少他们自己无法体会出来的幸福呢？可是说不定，他们反而会觉得这里太偏僻、太闭塞，生活太死板……因此，在他们成为少年以后，反而想去做一个潇洒的流浪者的吧。
可是，他们哪里会知道，有多少流浪的人渴望能找到这样一个安静而美丽的小小角落呢？有多少流浪的人捧着一颗憔悴的心却找不到可以安歇的地方呢？
活动开始时，师生们聚在一起听教育部的一位司长讲话，他对小朋友说：
“我三十年前第一次走出校门来教书就是在这个学校，面对着和你们一样年龄的小朋友，所以，今天看到你们，就好像又回到三十年前一样……”
他对小朋友说话的声音特别温柔，和平常公事公办甚至有点盛气凌人的语调完全不一样，站在礼堂的后面，我不禁动容。经过了这样悠长的岁月，还能回来细数他少年时的脉络，还有同样的山，同样的树，同样的校舍，同样的操场，甚至差不多同样的小小面孔来迎接他，他的幸福真是难以衡量的了！
而我是要羡慕他还是妒忌他呢？
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首歌。
我说不出它的名字，我也唱不全它的曲调，可是，我知道，它在我心里最深最柔软的一个角落，每当月亮特别清朗的晚上，风沙特别大的黄昏，或者走过一条山路的转角，走过一片开满了野花的广阔原野，或者在刚亮起灯来的城市里，在火车慢慢驶开的月台上；在一个特定的刹那，一种似曾相识的忧伤就会袭进我的心中，而那个缓慢却又熟悉的曲调就会准时出现，我就知道，那是我的歌——一首只属于流浪者的歌。
我并不怨怪我的父母，我也不怨怪我的国家，可是，命运给我的，是多么奇怪的一种安排啊！我有一个很美丽的汉文名字，可是，那其实是我的蒙文名字的译音而已，我有一个更美丽的蒙文名字，可是却从来没有机会用它。我会说国语、广东话、英文和法文，我可以很流利地说、甚至唱，可是我却不能用蒙古话唱完一首歌，我熟读很多国家的历史，我走过很多国家的城市，可是我却从来没见过我的故乡。
察哈尔盟明安旗，一个多遥远的地方！父亲说：明安在蒙文里的意思是指一千只羊，就是说那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那里羊多，草又肥美。
而今夜灯下，我不禁揣想，如果我能在一块广阔而肥美的草原上出生长大，而今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了呢？
在我的心里，会不会有一首不一样的歌了呢？还是说，我也许会和那些在满山都种满了油桐的小小世界里长大的孩子一样，对外面的一切拥有无法抑止的激情，甚至在梦里也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永远的流浪者呢？
梦与现实，到底哪一样能够令人满意呢？
【注】席慕蓉（1943年10月15日~），蒙古族，全名穆伦·席连勃，当代画家、诗人、散文家。席慕蓉出生在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自幼随父母辗转重庆、上海、南京，最后到台湾，之后又去欧洲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