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中国在历史上产生过九个统一全国的大朝代，我们可称秦汉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则为“第三帝国”。第一帝国的政体还带贵族性格，世族力量强大。第二帝国则大规模和有系统地科举取士，造成新的官僚政治，而且将经济重心由华北的旱田地带逐渐转移到华南的水田地带。……若将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比较，则可以看出第二帝国“外向”“开放”，带“竞争性”。与明清之“内向”“保守”及“非竞争性”迥然不同……第二帝国带扩张性，而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材料一：欧洲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超过了工业革命以来的任何时间段：20世纪50～60年代的增长率甚至超过了美国……像这样的高速增长在西欧十分普遍，而且没有被经济萧条打断，这主要依靠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欧洲食物产量的提高是在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稳步减少的情况下获得的……50年代，欧洲由于工厂的兴建，产业工人的数量迅速膨胀，但是到了60年代，工厂工人的数量也开始下降，而产量却持续提高。服务领域的人员，如教师、职员、医务人员、保险和银行业人员以及从事“休闲工业”的从业人员的人数却迅速增加。欧洲和美国
一样，开始从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向具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服务产业的社会过渡，但是并没有危及工业产量的提高。
——迈克·亚达斯、彼得·斯蒂恩等著《喧嚣时代：20世纪全球史》
材料二：整个20世纪的发展从许多方面强化了全球化的进程。例如，飞机和无线电加快了通讯、交通的速度。国际机构，比如说与国联和后来的联合国相联系的国际机构，它们跨过国境，共同致力于健康或劳动标准问题。我们必须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跨度逐渐发展而来的。但20世纪90年代对全球化的重新关注真正地反映了几个新的发展。首先，冷战的终结和系统性国际冲突模式的缺乏意味着全球联系的新机会和对全球联系的新关注……世界各国越来越致力于更多的自由市场安排、更少的国家干预，这就为外国投资和生产扩展到其他地区开拓了新的机会。
——迈克·亚达斯、彼得·斯蒂恩等著《喧嚣时代：20世纪全球史》
材料一：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拙，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历年来政象所证明，以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材料二：中国近代人文思想是在西方现代文化传入的基础上，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与互动，在同化与顺应两种机制的作用下产生的。但这种人文思想更多地反映了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力图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
——文池《思想的灵光》
材料三：受制于“皇帝制度”两千年，是这个民族不能逃避的命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比如“德先生”与“赛先生”迟迟不能落脚，比如公民意识、规则意识和宽容意识的缺乏，比如“熟人社会”、“国学热”，比如“守旧症”、“非我症”、“不合作症”、“麻痹症”，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夏商周时代或者更远的尧舜禹。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转型的艰难。
——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序》
材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在《重寻近代中国》中写到：如何评估1928年之前的中华民国史，过去的言说，不论是中共，还是国民党，都将这一时间段看作是“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即便是中性表述，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或“北洋时期”。如果从大历史视角观察，1912 年至1928 年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的正统。继续妖魔化这段历史，其实是对中国历史的不尊重。
概括材料观点，结合所学知识从现代化角度对这一观点加以论证。（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