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18世纪结束以前，英国已经建立了内阁制，君主只能通过大臣来统治。而大臣是议会成员并对议会负责的，这一体制强调议会和行政的联系，在一个主要方面与孟德斯鸠的原理是相反的。英国的宪法传统是强调“国会至上”的原则，国会是立法机关，国会至上也就是“国会立法至上”，其含义是“对国会的立法权限并无法律上的限制”。因此在英国，国会的立法权几乎无所限制，“英国国会除了把男人变成女人之外，还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
——摘自《浅析权力制的原则在美英法三国宪法与宪政中体现》
材料二：南京临时政府的《政府组织大纲》原规定的是总统制，待临时大总统由孙中山让给袁世凯之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即改为内阁制，以便架空袁世凯，通过国民党在议会中的多数，保证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民初的国会，虽然热热闹闹，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进步党，关心的重点不是协商妥协，为民国制定一个新宪法和新制度，而是忙于党争，打击对方的势力，扩充自己的权力。李剑农指出：“从唐内阁到赵内阁，同盟会派的人只恨内阁不能全操入己党手中，以为还是党势太弱，极力扩张党势；非同盟会派的党人，也深感内阁不能全落入同盟会派的手中，一方面权力反对政党内阁之说，一方面也极力造党与之相抗。”
——摘自《辛亥后民初的制度转型败因探讨》
材料一：西周“官守学业，皆出于一”，“故私门无著述文字”，就造成了“学在官府”，春秋时期私学取代官学是教育制度上一次历史性的大变革。贵族关心的是维护统治地位，扩大统治范围，无暇顾及教育，“乱世则学校不修焉”（《毛诗·郑风·子衿》序）。私学出现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与“士”阶层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士阶层中许多有才能的人在政治斗争或军事斗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养士之风形成。适应这种社会新需要，私家讲学，专门培养士。“学在官府”转变为“学在四夷”。
——摘编自孙培青《中国教育史》
材料二：议会掌握国家的立法权、财政大权、监督权，议会还有权改变君主的人选，是议会生君主，而“学校”从来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君主和“学校”的权力范围划分，其自身的财政尚且不能独立，君主对“学校”有着绝对的控制权，是君主生“学校”。英国议会自14世纪以来区分上、下院，其组成人员来自社会各行各业，各个利益阶层，复杂的人员构成使议会成为反映社会不同声音和需求的场所，而组成“学校”的主体是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的大儒、士人们，单一的人员构成使得“学校”的声音也是单一的，这些人形成的“学校”反映的不是民意而是道义。英国议会的组织机构、活动程序等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并以法律形式被确定下来。而在这一方面黄宗羲基本没有言及。
——摘编自林树青《论黄宗羲的“学校”思想》
材料：亚洲所有殖民地都在战后10年内成为独立国家，非洲所有殖民地都在战后20年内成为独立国家。出现这一意想不到的结局的一个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初的殖民主义列强空前地衰落，同样重要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情绪在诸帝国国内得到发展。此外，战后的两个头等强国美国和苏联对在损害战败的敌人和被削弱的盟国的情况下获取海外殖民地并不感兴趣，这种情况也有助于殖民地革命。
由于日本人以“亚洲人的亚洲”为口号，进行宣传，所以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基础也遭到了破坏。当日本人最后被迫交出他们的占领地时，他们故意将武器留给当地的民族主义组织，从而尽可能地使西方的统治难以恢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数百万殖民地居民在同盟国和日本的军队和劳动营中服役，这种世界范围的殖民地觉醒得到了进一步的促进。最后，如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老百姓不仅受到了某些地区的战争造成的穷困和苦难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了同盟国关于自由和民族自决的宣传的影响。
——摘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忽必烈登基后在《即位诏》中表示：祖宗创立基业50余年，“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他决心“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忽必烈幼年曾受过良好的教育，非常仰慕中原文明，常与汉族知识分子讲论圣道，决心仿效李世民，“思大有为于天下”。1251年，蒙哥汗命他主管漠南汉地，使他有更多机会熟悉中原文明。即位后他明确宣布，改变太祖“视居庸以北为内地”的观念，确定“山以南，国之根本也”，“期与物以更新”。忽必烈严厉禁止屠城，兵临南宋临安时，使临安得以“九衢之市，一代之繁华如故”。废除州县官世袭，释放奴隶，重用汉官，劝课农桑，反对毁田放牧。诏令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改革蒙古旧制，“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实施行省制，加强对边地的管理。忽必烈改制取得巨大成功，初期就“民安赋役，国用粗足，政事更新”，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继续发展。
——据《元史·世祖本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