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不利于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
②反映了自然经济的主体地位
③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④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
史料一：明太祖为了防止沿海居民与海盗勾结，颁布了不准民间私自出海到国外定居或经商的禁令。由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沿海居民大量失业，有的开展武装走私，加入“倭寇”队伍。隆庆帝即位时，沿海较大规模的倭寇已基本肃清。1567年，隆庆帝采纳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建议，解除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此后，进出口税制逐步完备，由抽实物税改为抽银。原来的民间走私转变为合法的对外贸易。从1567年到1680年，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
——摘编自王裕巽《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等
史料二：1686年，清政府设立广州十三行。从官府的角度来说，十三行是外商的代表；从外商的角度来说，十三行又是清政府的代表。行商是得到官府承认的唯一合法机构，从行外买进的商品，如果不通过行商无法运出。因此，“通过行商采购的货物，必须由行商抽取一部分手续费，然后以行商的名义办理出口报关”。在广州作为唯一通商口岸后，粤海关的税收成为皇家的重要财源。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入粤海关的船舶附加税为3%，雍正六年（1728年）增加到10%。“咸丰六年（1856年），亚罗船期事起，英军再攻广州，居民愤慨外人频年横暴，不问黑白，烧夷馆，洋行被殃及，尽成焦土”。十三行的命运遂告终结。
——摘编自王询、许晓冬《清代广州通商及其十三行制度》
材料一：明朝初年，曾与朱元璋争夺政权的张士诚、方国珍之余部，入海为盗，且“每诱岛倭入掠”。《皇明祖训》记朱元璋认为，日本、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等15国，“限山隔水，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朝廷“禁频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摘编自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
材料二：实行海禁，滨海人民被“断其生路”、“于是所在连结为乱，清髮以出”。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东南沿海一带出现颇有实力的海寇、海商集团，走私贸易兴盛，“海禁愈产，贼伙愈盛”。有识之士认识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隆庆年间（1567——1572年），因福建巡抚涂泽民之请，明廷“准贩东西二洋”，福建漳州月港兴起，“农贾杂半，走洋如适市”“闲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或移居于吕宋（今菲律宾）者甚众。学者估计，隆庆开禁后输入中国的白银至少1亿两左右，促成了税收等政策的改变。
——摘编自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
材料一：汉文帝变“抑商”政策为“惠商”政策。下令“开关梁，弛山泽之禁”。这些措施实行后，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隆盛局面。人民可以进入山泽自由樵采、捕捞，以补助生活。但文、景时期，抑商政策中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的规定一直未取消。
材料二：在西汉中前期，出现了“用贫求富”的热潮。求富最有效的途径是经商，经商也有经商的学问，商人们把“求利”看做是人生的主要追求目标，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说法。为了求利而总结的经验，有“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贪者之资也”，还有“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等。
——以上材料摘编自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谬力为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免除徭役)。事末利(经商)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没收其妻子为官奴婢)。 ——《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二：苏州“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机业”。出现“大户张机为生”，以增殖财富；而工匠“趁织为活”，“得业则生，失业则死”的现象。
——《岳麓版必修二》
材料三：顺治元年，清政府颁发“迁海令”，将北起山东南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三四十华里，并且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装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瞭望，违者死无赦。 ――《台湾外纪》卷十二
请回答：
材料一 (康熙元年)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拆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
材料二 (康熙五十五年下诏)海外有吕宋、葛喇巴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东洋可使贸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
——《清圣祖实录》
材料三 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户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即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自蹙(窘迫)。居者苦艺能之无用，行者叹致远之无方，故有以四五千斤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
——【清】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