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 承借人 | 贷款人 | 用途 |
1861.11 | 江苏巡抚李鸿章署布政道吴煦 | 上海外商 | 雇船至安庆运淮军至上海 |
1862.6 | 苏松太道吴煦 | 英商怡和洋行 | “常胜军”饷银 |
1863.? | 江苏巡抚李鸿章 | 上海外商 | 部分湘军军饷 |
1863.? | 江苏巡抚李鸿章 | 上海美商洋行 | 上海会防局洋枪队军需等费 |
年代 | 1885 | 1895 | 1905 | 1911 |
进口 | 8820001两白银 | 17169671两白银 | 44710008两白银 | 47150394两白银 |
出口 | 6500571两白银 | 14329321两白银 | 22788819两白银 | 37733816两白银 |
材料一:近代中国沦入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民族的深重灾难,国家的积弱不振,社会的贫弱穷困,正是不平等条约造成的。李文海先生曾形象地指出:“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像蚊子吮血似的将坚船利炮的尖刺刺入近代中国的孱弱肌体,造成近代中国的大出血。”
——摘编自李育民《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总序
材料二:只有蒋廷蔽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谈到《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两个不平等条约时明确说:“条款虽很多,主要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要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他认为开放通商,密切与西洋的关系是必要的,关键是要自己振作。在看到不平等条约的另一面这点上,他是先驱者。
——袁南生《近代不平等条约另一面》
材料一:1793年《法国宪法》宣布:“主权属于人民。它是统一而不可分的,不可分割的和不可让与的。”1795年法国《国家权利宣言》明确规定各国人民不论人口多少、领土大小,都是主权的、独立的,不得干涉他国内政等一系列的民主原则。法国革命推出的国家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概念、国家主权原则、国家领土主权原则、民族自决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宣布赋予“为了自由事业而被本国驱逐的外国人”以庇护权、在战争法中贯彻人道主义原则等。
——摘编自王志辉《近代国际关系史的演进看国际法的形成》
材料二:1864年春,普鲁士公使李福斯乘坐一艘军舰来到中国。他在大海上遇到三艘丹麦商船, 予以拿捕作为捕获品。总理衙门在致普鲁士公使的照会中声称:“查此次扣留丹国货船处所乃至中国专辖之内洋。贵国兵船前来中国自当入境问禁不得任意妄为。中国所辖各洋例有专条各国和约内均明此例。至欧罗巴所定军法则不能强中国以必知。来文所称专办此事之责为贵国定夺非贵大臣所能干与。查贵大臣既来中国为全权大臣所谓全权者系于贵国之事无不可以作主。今贵国首先违约贵大臣不能干与本王大臣将来何以与贵大臣办事?”最终,普鲁士释放了两艘丹麦商船并对第三艘商船赔偿1500元。——摘编自杨泽伟《近代国际法输入中国及其影响》等
材料:同治初年,曾国藩上奏称:淮南盐课甲于天下,自太平天国起事以来,长江道路不通,两淮票运亦坏。两江总督怡良曾实施就场抽税,但收税极少,现在每年所征课银,较全盛时尚不及10%。现在江路肃清,运道畅行无阻,所有两湖、江西各岸自应设法运盐济售,力图整理。然整顿的困难有二:一是邻盐侵灌太久,江西口岸则食浙私、粤私及闽私;湖北口岸则食川私及潞私,引地被占将近十年。二是沿途厘卡太多。淮盐出江,抵达湖北、江西口岸前,层层设卡,处处报税。……经过近一年的实践,淮南盐务取得了一定成绩。淮南同治三年上半年共收课厘银506320余两,又收盐厘钱115400余串。而且以往商人完课之外,并不完厘;现在则是厘重于课。在盐商负担日重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尤其可贵。曾国藩颇为自得地宣称:“江西销路渐次开通,湖南新盐售销亦颇畅旺。”通过行政权力,强行规定销售价格,从而确保税收,这一做法虽深得朝廷赏识,但无疑显示出曾国藩之对于市场经济调节力量的深刻怀疑。
——摘编自倪玉平《曾国藩与两淮盐政改革》
材料:自“中国通商以来,即许各国领事自行审判,……而吾之法权日削。”中华法系“诸法合体,刑民不分”,其在近代受到强烈冲击。在厉行“新政”的招牌下,沈家本、伍廷芳等修律大臣主持的司法制度改革,加速了中国法律近代化进程。
改革始于沈家本奏呈《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诉讼程序的方案。最终程序法得以制定,有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区分,并确定了诉讼审判制度。司法机关的改革是改革重点。刑部改为法部,成为专门的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监狱、执行刑罚,监督各级审判厅和高等审判厅判决的死刑案件。大理寺更名为大理院,成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下设民刑庭,并设推事和庭长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工作。大理寺还有统一解释法律的权利,其解释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效。都察院的职能得以净化,开始向现代行政监察机构靠拢。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开始引入西方近代监察体系。要求各省的改革应当参照中央官制进行。
——张晋藩《中国法制史》
材料一:清中期后,英商将鸦片大量偷运至广州一带,土烟生产在士大夫们“稍分洋烟之利”的口号下也剧增猛长。鸦片烟税是清朝财政的重要来源。民国时期,军阀为扩大地盘,鼓励种植罂粟。南京国民政府登台后,先实行‘寓禁于征”,实质也是征而不禁。1935年,政府推出《六年禁烟计划》分阶段禁烟,但各地阳奉阴违,到中日战起已无暇顾及,日占区更是烟毒重重。据纯计,从l912年至1922年,中国发生大小内战达139次,这些战争多与鸦片有关。罂粟大量种植,造成粮食严重短缺。吸食之人“鸠形鹤面者比比音是”,农民种罂粟,如遇‘烟苗失败,征税加重,穷无所之,典田鬻子”。
——据齐霁《中国共产党禁烟史》等
材料二:清末新政时期的禁烟是近代较有成效的禁烟运动。当时,清廷政务处依据《禁烟考成议叙议处章程》,对官员禁烟成绩卓越者加级奖励,失职者降职充罪,并重申“禁吸尤以查禁官员为要义”,对于吸烟积习未改的官员,严加惩处,不稍宽贷,1910年,一些知识分子在北京自发成立了“中国国民禁烟会”,广著论说,扩大禁烟声势,争取各国对中国禁烟运动的声援。政府大力推行替代种种植,即要求种烟农民将罂粟田改种豆麦棉麻等物,以解决生计。利用世界各国谴责英国鸦片政策之机,与英国进行禁烟交涉,限制印度鸦片偷入中国。
——据牛何兰主编《中外禁烟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