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政治方面，各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国君任免，各国实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一方面为监察制度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变革也在政治上滋长了严重的不法行为和腐败现象，检举和纠察官僚已十分迫切和必要。自春秋以来，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彰）也。”墨子认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法家则明确提出“以法治吏”，主张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实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事断于法”原则。诸子百家的治国治官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阐明了惩官治吏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摘编自曹春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严密的检察制度。1931年通过了《工农检查处问题的决议案》，规定工农检查处有权对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和监督。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工农检察部组织条例》，规定从中央到省、县、区政府机关都要设工农检察部。1934年初，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率先在中央各机关发动群众检举活动。……通过检察制度的建设，保证了苏维埃政权的廉政自律，为土地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据陈志杰《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廉政制度建设》
材料三：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监督制度的不断缺失，苏联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赫鲁晓夫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不经过集体讨论，就擅自决定重大事项。此时地方官员掌控的物质资源日渐增多，以权谋私的空间也被扩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把公有财物变成自己的家产。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第一书记后，同样注重专权，他上台后曾自我得意地对身边人说过：“我就是沙皇。”同时，一部分干部公然地以权谋私，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
——摘编自李华《苏共党内监督机制缺失的严重后果及现实启迪》等
材料一：如果总的看一看1861年俄国国家全部结构的改变，那就必然会承认，这种改变是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的一步。不仅从经济观点来看是正确的，而且从政治观点来看也是正确的。
——列宁《关于纪念日》
材料二：维新派从西方那里借取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作为思想武器，向顽固思想和只学西方技艺、反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论调，展开激烈的批判。终于在1898 年发生了戊戌变法。
——据李侃等《中国近代史》改编
材料一：人民主权理论的理论支柱包括主权论、契约论和权力合法论。16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布丹最先提出“主权”概念及主权至上论，随后得到格劳修斯、霍布斯等人的响应，但他们的主权论都是强调“主权在君”。荷兰的斯宾诺莎开始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的过渡，他认为人民在订立契约时对国家只让渡了部分权利。英国的洛克从“议会主权”论入手，确立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最终，由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将人民主权论定格。他认为人民的个人权利是与生俱来、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不可代表的，国家由人民订立契约而形成，国家主权必须体现人民的“公意”，即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反映社会共同体中人们的公共利益。
——《西方民主源流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
材料二：第一条，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第六条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预法律的制定。……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因此，他们都能平等地根据自己的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
—《人权宣言》
材料三：凡为积极公民（注：指有选举权的人）必须：生为法国人和后来变为法国人；已满25岁；在城市或区内具有为法律所指定的一定时期的住所；在王国内任何一个地方，至少已缴纳了相当于三个工作日价值的直接税，并须提出纳税收据；不处于奴仆的地位，以及不处于被雇佣的奴役地位。
——1791年宪法
材料一：没有庆祝活动。关于停战协定签字的消息在时代广场灯光新闻牌上闪烁着，人们驻足读着这一通告，耸耸肩膀继续走路，不像欧洲胜利日和对日作战胜利日，没有欢呼的人群聚集在一起……艾森豪威尔显然是实现了他结束战争的竞选诺言，但是这一结局丝毫也未能振作美国的民族精神。
——解力夫《朝鲜停战实录》
材料二：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局势有所缓和，但依旧处于不安状态……冷战时期的战略格局和旧的冷战时期安全秩序尚未改变，这也是导致地区局势不稳定、军事对峙的根源……建立一个均衡的、各国共同参与的、平等的、彻底摆脱冷战影响的东北亚安全机制，是顺应时代、能代表各国利益、真正起到维护本地区安全的机制。
——高海宽《相关大国对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作用》
材料一：在19世纪60年代有许多人怀着巨大的敬意回忆起克伦威尔，他是一个虔诚的为了国家的自由而奋斗的战士。
——摘编自纳萨尔尼·克导奇＜克伦威尔的历史》
材料二：如果说在危急的关头，克伦威尔的宝剑曾拯救了议会事业的话，那么毕竟他在历史面前是一个以独裁和军事统治者的面貌而出现的，他作为士兵和政治活动家的全部品质，却是和英国人民的天性永不协调的。
——丘吉尔《英国民族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