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法庭实物：抽签机（后）投票球（前右）陪审员牌证（前左）
①法德两国和解
②消除世界战争威胁
③欧洲一体化起步
④西欧工业复兴
| 1870～1913 | 1913～1950 | 1950～1973 | 1973～1998 | |
| 英国 | 2.8 | 0.0 | 3.9 | 4.4 |
| 美国 | 4.9 | 2.2 | 6.3 | 6.0 |
| 中国 | 2.6 | 1.1 | 2.7 | 11.8 |
| 世界 | 3.4 | 0.9 | 7.9 | 5.1 |
材料一 旧民本是时代呼唤君主集权政治的产物，新民本则是在时代试图解构君主专制制度之际应运而生的。所以旧民本中包含着浓厚的尊君思想，而新民本思想中则包含着强烈的限君意识。如果说，“一盘散沙”式的小农社会迫切需要强有力的君主集权来实行国家权力的整合，那么，手工商业时代到来之际那只“看不见的手”便开始排斥君主专制制度。新民本思想家在罪君和限君的同时，却无法摆脱旧的传统思想的羁绊，最终选择了有限的君主制度，而未能顺利驶向近代民主的广阔海域。
——冯天瑜、谢贵安《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
材料二 新民本思想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约束君主权力。他们以社会分工理论为基础确立宰相与君主的同事关系，在行政上拥有与君主“同议可否”的权力。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是治理国家的机构。学校参与治理天下的主要功能是对君主进行监督与制约。王夫之则提出将中央的权力一级级分解：“天子之令不行于郡，州牧刺史之令不行于县，郡守之令不行于民，此之谓一统”。
——摘编自谢贵安《明清文化史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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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英国革命（1640—1688年）建立了公然反对王朝的议会权威，并把一个寡头政府强加给这个国家。……到18世纪中期，英国对议会负责的新型内阁制政府开始令欧洲大陆的观察家们刮目相看，它竟能同时成功地对外进行战争和对内保持自由和秩序，最重要的是，英国议会坚持认为有产者在制定法律、确定政府的政策以及管理地方事务中起积极作用。……英国比较自由的制度，为经济技术创新提供了自由发展的天地。
——（美）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材料二 “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则意味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议会都享有最高权力，君主君临国会，统而不治。议会主权原则确定议会拥有如此至高无上和不受限制的权力，以至于不存在独立于立法权的违宪审查权。此为英国特色……在这种议会君主制，尤其是英国这样实行多数选举法的制度中，在理想情况下，议会可以发挥有效的“领导者任用择优”机制，事实上，在19世纪，英国从未产生过一个不称职的政府，这是该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又一优势。从根本上来说，以议会和内阁为权力中心的优势还在于，君主个人的品行禀赋比较无关紧要。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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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真正的改革先锋不是国营企业，而是那些落后的、被边缘化的群体。在这些“边缘革命”中，意义最为重大的变革是在中国经济最为薄弱的环节农业中爆发。中国政府于1979年着手改善农业环境，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农业改革是自下而上展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业改革过程中极其重要，从长远角度看，农民重新获得的经济自由对发展农村经济的意义要重大得多。
材料二 在推动中国市场转型的诸多“边缘革命”中，经济特区的开辟和发展，在推进中国向世界经济开放的过程中，起到了尤为关键的作用。经济特区被视为学习资本主义以实现社会主义先进性的实验室。在整个80年代，政府都因担忧经济特区会被资本主义蚕食而不安。选择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作为首批经济特区，实际上是个折中做法。拥有相同的地理优势的城市并不止这四个，但它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过于重要，试验中的任何闪失都有可能会对社会主义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特区得到稳步成长，从中国经济的外围逐渐向核心渗透。
——以上材料摘编自［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著《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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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王安石曾说：“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用为急，故臣以理财为方今急务。……又论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这些话清楚地说明了，要想解决财政困难，就必须发展农业生产；而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去其（指农民）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达到这个目的，王安石变法对赋役制度进行了重要的变革。第一，“抑兼并”，就是限制豪强对农民的兼并，为此，变法派曾设立了青苗、免役等法。王安石特别重视对差役法的变革，认为它是抑制兼并的有效手段。在这个限制中，政府以年息百分之四十的青苗钱，去抵制百分之百乃至百分之三百的高利贷。第二，按照每户产业情况，负担国家赋税，这是历代统治者一向标榜的均平赋税。免役法是这类措施中最为突出的一项。方田均税法，不言而喻，也是这类措施当中的重要一项。方田均税法在变法开始时没有推行，后来推行了十几年，仅限于五路（京东、河北、河东、陕西和开封府界）。到元丰八年（1085年）方田均税法被废止之时，共清丈了上述五路二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九十四顷土地。五路占全国总面积不过百分之二十，而清丈的田亩却占全国税田的百分之五十四。
——摘编自《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之五·宋代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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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过去的策论先生们喜欢做“秦始皇拿破仑合论”，这常常被人当做谈笑的资料。但是我们如果要研究历史转变，这两人的确有可以供我们参证的地方。拿破仑法典代表了资本主义的特性，所以克劳斯维茨说，拿破仑的二十年的胜利是他的新政治制度的结果，这是一方面。然而另外又有一面，拿破仑的武力征服却是反动的。他的利剑一斫到各民族的本身，便折断了，他自己倒反被各国人民的事业所推翻。秦始皇的时代不是拿破仑的时代，这是不用多说的。然而我们可以这样讲，秦国“六世之威”（贾谊语）是由孝公所开始建树起来的，这代表了古代世界的转向。秦国变法，“不别亲疏”而一切按照法律处理，因而推翻了古旧的氏族贵族专政制度，这使秦国在耕战智术方面有了发展，以致富强起来。其所以如此，并不是秦始皇个人的能力，而是贾谊所说“势也”，这是一方面。然而另外又有一面，秦始皇销毁兵器以铸金人，武力奴役各国人民却是反动的。民族的民众的反秦战争和六国合纵的抗秦战争，在性质上完全是两件事，这是应当分辨的。
——摘编自候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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