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人近世文明入我国，以嘉永元年（1848年）始，虽民心早有所向，然肉食者鄙，
循守旧制，奈何？……幸我朝有识之士，秉“国为重”、“肉食者为轻”之大义，更赖帝室尊
严，断然废旧制，立新政，朝野一心，革除旧弊，举凡一切均效法西方列强，以图傲视亚洲
诸国。
——福泽谕吉《脱亚论》（1885年）
材料二 1898年……年轻而思想开放的光绪帝被他们的思想打动，启动了一个全面改革的计划，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保障国民自由，根除腐败，重塑教育体制，促进外国在中国的影响，使军事力量现代化，并刺激经济发展。
——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材料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以发动战争开始，而以彻底失败为止。它想以争夺世界与万国对峙，结果却被万国所不齿。明治维新作为日本现代化的早期努力，其一切失误均在战争中暴露无遗。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可以知道那是一次不彻底的现代化努力。
——钱乘旦《论明治维新的失误》
材料四 戊戌政变之后，百日维新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失败了。但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新学家们带来的解放作用远不是西太后发动的政变所能剿洗干净的。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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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终学校……特旨明谕天下，罢废八股，自岁科试以至乡会试各项考试，一律改用策论，以明圣道，讲求时务……以研究古今中外之故，务为有用之学，风气打开，真才自奋……臣愚以为新政之最要而成效最速者，莫过于此。
——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
材料二：今废时文者，恶八股之纤巧苛琐浮滥，不能阐发圣贤之义理也，非废四书五经也。……乡会试的三场考试中……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此为中学经济。……二场试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取其学通而不杂，理纯而不腐者。其磨勘之日，于三场尤需从严，如有四书义、五经义理解缪妄、离经叛道者士子、考官均行黜革。以前两场中经济补益之，而以终场四书义、五经义范围之。
——［清］张之洞等《妥议科举新章折》
材料三：……朕（光绪帝）详加批阅，所奏（《妥议科举新章折》）各节剀切周详，颇中肯綮，著照所拟，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两篇。……礼部即通行各省，一体遵照。
——［清］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
材料四：张之洞、陈宝箴集团是当时清政府内部最大的政治派系之一，也是最为主张革新的团体。当人们从张之洞集团以及主要政治人物对康、梁所持的排斥乃至敌对态度，似可多维地了解变法全过程的诸多面相，并可大体推测康、梁一派的政治前景。
——茅海建《<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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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维新运动期间，新派人士已有很明确的认识：教育“不当仅及于士，而当下达于民；不当仅立于国，而当遍及于乡”；“必使四万万之民皆出于学”……戊戌时期，出现了最早的国人自办的女校——经正女学堂，出现了中国第一所近代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从1895—1898年，出现各类新报刊约60种，多由国人自办，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时务报》，销量逾万，“此报名贵已极，读书人无不喜阅”。
——摘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材料二：新学家们带来的解放作用远不是西太后发动的政变所能剿洗干净的。……在那个时期的新式学堂里，出过黄兴、蔡锷那样民主革命的风云人物。而短时间里纷纷兴起的学会，则兼有学术与政治两重意义。它不但使习惯于一家一户的中国人看到了“群”的形式和力量，而且为广开中国的民智而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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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康有为曾指出：清朝“握枢密之任者，惟军机处数人。此外，则诸部只见纸册，千官皆同闲人”。……“以级尊卑任官”，以“族任官”。即扬满抑汉的中央政府“官缺制”和地方各级官员的“捐纳制”。致使大批德才皆无之人为官一世，“国未尝资其少益也，而害若丘山”。
——摘选自《康南海官制议》
材料二 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
材料三 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定国是诏》
材料四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共计发布各种变法诏令184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对此，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指出：“他们把足够几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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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今天下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
——1898年康有为《请开学校折》
材料二 今此次设立学堂之意，乃欲培植非常之才，以备他日特达之用，则其教法亦当不同。……其言中学者，荟萃经子史之精要，及与时务相关者编成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其言西学者，译西人学堂所用之书，加以润色，既勒为定本。除学堂学生每人给一分外，仍请旨颁行各省学堂，悉遵教授，庶可以一趋向而广民智。
——1898年5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代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
材料三 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
——1898 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 《定国是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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