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东方科学采取粗暴态度的人，对于西方文明言过其实的人，大概不是科学家。他们大多数既无知识又不懂科学。
我们有理由为我们的美国文明而骄傲，但是它的历史记载至今还是很短的。只有300年！和人类经验的整体相比是何等渺小，简直就是一瞬间。它会持久吗？它将进步，将衰退，抑或灭亡？我们的文明中有许多不健康的因素，如果们想在疾病蔓延起来以前根除它们，必须毫不留情地揭露它们；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文明能为自己辩护，我们必须尽最大力量去净化它。实现这项任务的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发展不谋私利的科学；热爱真理——像科学家那样热爱真理的全部，包括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有实际用途的和没有实际用途的；热爱真理而不是害怕真理；憎恨迷信，不管迷信的伪装是多么美丽。我们文明的寿命至少还没有得到证明，其延续与否，还不一定。因此，我们必须谦虚。归根结底，文明要要经过历史的考验而存活下来，这一这一点我们还没有经历过。
新的鼓舞可能仍然，而且确确实实仍然来自东方，如果我们觉察到了这一点，我们会聪明一些。尽管科学方法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它也还不是十全十美的。当科学方法能够被利用，并且是很好地被利用的时候，它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不能不承认这种利用也会产生两种局限。第一，这种方法不能永远使用。有许多思想领域（艺术、宗教、道德）不能使用它，也许永远不能应用于这些领域。第二，这种方法很容易被错误地应用，而滥用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的可能性是骇人听闻的。
十分清楚，科学不能控制它本身的应用。首先，科学的应用常常掌握在那些没有任何科学知识的人手中，犹如不经过教育和训练而去驾驶一辆能导致各种破坏的大马力汽车。而即使是科学家，在一种强烈的感情影响下，也可能滥用他们的知识。科学应该以各方面不同的力量，如宗教和道德的力量来帮助自己。无论如何，科学不应傲慢，不应气势汹汹，因为和其他人间事物一样，科学本质上也是不完美的。
文化的大众化和价值坚守
杨秀香
在西方，大众文化曾经指下层大众的低俗、粗鄙、“无品位”的文化，用来区别受过教育的、有教养的社会精英所拥有的“充分发达的意识文化”、高雅文化。从历史上看，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别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当代社会，文化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模糊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这种模糊是通过艺术向商品的渗透、艺术与商品“合流”成为人的日常消费品实现的，它使文化的发展在价值倾向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詹明信把这样的文化称为“无深度文化”。这些引起了西方学者对文化发展的价值忧虑：认为它导致了精神贫乏空虚、享乐型的利己主义，瓦解了道德的基础。
西方大众文化发展中出现的道德背离现象的根源在于它“直接地屈从于商品化、商业化与市场”。大众文化的“前提预设”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结果必然是要求建构新的市场，随着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闲暇消费大大增加，生产者为了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利用广告、媒介把各种关于浪漫的、美的、成功的，舒适的等等意念加诸在各种物质的消费品上，结果使人的消费由满足需要变为对过度欲望的追逐、由商品的使用价值变为“代用的使用价值”，即包德里亚所说的“符号”。正是这种市场的逻辑，使“生产者永远有兴趣培养他人的‘过度和放纵’”。
在西方国家，大众文化在价值上的变化受到了阿多诺、泰勒等学者从不同角度的批判。那么，在中国，大众文化的境况如何呢? 对我们来说，文化的大众化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于如何给予大众文化的发展以合理的价值引导，以消除其对社会带来的可能的隐忧。显然，仅仅在市场逻辑中的大众文化是无法给人们以这样的引导的。大众文化要给人以这样的引导需要超越市场。
文化产业使国家的有关政策和发展战略能够有效地发挥对文化产品生产的调控作用，抑制由于商业化出现的低俗和媚俗现象，使文化产品在价值取向上能够体现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追求，为大众提供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产品。事实证明，这是可以取得成效的。用大众对文化产品鉴赏力的提高可以促使大众文化产品追求思想和艺术的高品位。在文化市场中，生产者为了扩大市场，要极力满足大众的需要；同时，大众的需要又制约着文化产品的生产，它必须认同大众的需要。而大众的文化需要的形成不仅来自大众文化，更主要的来自于他的文化传统、来自于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培养，这就使大众会用他已有的价值标准和艺术标准来衡量文化产品以决定取舍。因此，强化对大众的主流价值观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引导教育，有助于提升大众文化产品的思想和艺术品位，让大众对健康的文化产品的需求支撑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对此，一方面要对文化媒介人加强民族精神、社会主流价值的教育，增强他们的民族、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要完善专家、大众、政府的评价机制，通过对优秀作品的褒奖、宣传、推介、认同，造就有利于文化媒介人履行社会责任的生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