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一生对金钱看得很淡漠。他当年放弃在美国的优厚条件，坚决要求回到各方面都还十分落后的祖国，就是为了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用他的知识和智慧建设国家，使祖国强大，人民幸福。
他回国以后，完全靠自己的工资生活，一级教授一个月三百元多一点。除了工资之外，他还有一些稿费收入，晚年也曾得到过较大笔的科学奖金。但他把自己所得几笔较大的收入统统捐了出去。这包括：他的《工程控制论》1958年中文版稿费，千元以上，这在当时是一个普通干部两年的收入，捐给了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资助贫困学生买书和学习用具。一九六二年前后，他的《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先后出版，稿酬有好几千元。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那时还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人都吃不饱肚子，钱学森一家和全国人民一样，也是勒紧裤带过日子。但是这么一大笔钱并没有使钱学森动心。当他拿到这两笔稿费时，连钱包都投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交给了党小组长。
一九七八年钱学森又交了另一大笔党费。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开始落实各方面的政策。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原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上班，一九六九年去世。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从一九六六年就不发工资了，直到去世，三年未领到一分钱工资。一九七八年落实政策，补发了三干多元的工资。钱学森是钱均夫惟一的儿子，自然有权继承。但是钱学森认为，父亲已去世多年，这笔钱他不能要。退给文史委员会，人家拒收，怎么办?钱老说，那我只有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后来这三千多元也交了党费。
钱学森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其地位不可谓不高。但钱学森对这些“官位”一点也不在意。要不是工作的需要，他宁可什么“官”也不当。他常常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所以，他从不爱出席什么开幕式、闭幕式之类的官场活动，只喜欢钻进科学世界，研究学问。在这方面若有所得，就十分高兴。他常说：“事理看破胆气壮，文章得意心花开。”
《拒绝句号》
冯翼才
一定会有一些朋友反对我这个标题。他们会说多好的句号啊!句号表示一种完成，一种圆满，一种有志者事竟成，一种成果与收获，或者干脆把这溜圆的句号看成一个个饱满的果实。它们还会问我，当你完成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在那最末一行画上一个句号时，难道你没有如释重负、飘飘欲仙般的感受?没有那种大功告成后该痛快干杯的喜悦吗?
当然，这样的句号我也喜欢。但人生还有另一种句号。
打个比方，你在一条路上走，走着走着，忽然有一种“尽头感”时，这句号就隐隐出现，如果你停下来，你足下就清晰地现出一个句号。这条路可不是做一件事时那短短的距离，它是人生追求的路、艺术探索的路和事业奋斗的路。这路原本无止无休，你在任何一处都可以起步，踏上征程；你也可以在任何一处画个句号，退了出来。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句号的缘故，那精疲力竭的放弃、自寻清闲的逃逸、江郎才尽的低头认输，乃至收获后的自满自足，甚至在目标达到之后，辉煌的目标也会化为一个句号，尽管这句号闪闪发光。句号，就是停止，就是终结，就是事物最终变为有限的、死去的符号。
我说的是这种句号。可怕的是，这些句号总是不知不觉地出来。你呢，不知不觉地完结。想想看，你曾经做过了哪些有益的事?究竟是什么时候并怎样弃你而去的?句号往往又是和人的自足、人的彻悟、人的惰性连在一起的。所以句号大多是人心甘心情愿给自己画上的。人随时可能舒舒服服给自己画个句号，休止了自己。
因而，我害怕句号。我对句号保持着近乎神经质的警惕。在与句号的斗争中，我一边感到生命的活力，常常闻到自身肌肉搏斗后散发出热烘烘的清香；一边认识到这原是生命存在所必须进行的奋争，也是与自身惰性与保守的对抗。当然，它何其艰难!跨过每一个句号，都需要付出双倍的力量，其中一半是创造力。然而，只要在人生或艺术的道路上，消灭一个句号，便开始一段崭新的充满诱惑的路。我们还会发现，被我们拒绝和消灭的句号，最终竟然会变成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