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第一人
当年的商务印书馆只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创办。张元济放弃了在南洋公学显赫的地位，到一个弄堂的小厂里，跟一个小业主合作，这样的转身，时人多有猜测和不解。
直到半个世纪后，因为中风已卧床数年的张元济用颤抖的手写了一首诗告别商务同仁，从“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的诗句中，人们读到了他平生的理想，也读到这样一个事实：他是自觉地把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变革连接起来。
与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张元济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开启民智”，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感到，南洋公学的规模还很小，那些人才远远不够用，他的思想开始从培养一批英才，转向对国民的普及教育。
他在写给盛宣怀的信里说，中国四万万人口，只有四十万人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学过几句八股文，对于应该知道的知识几乎都没有学到。在当今那么发展的世界上，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要亡。
张元济还认识到，开启民智要出版好的书，要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因此他接受了夏瑞芳的邀请。张元济是翰林出身，学贯中西，他的地位和声望无疑使商务与知识界、政界和教育界之间有了一座桥梁。
张元济当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他还聘请了一批扶助教育和文化建设的有识之士，如蔡元培、高梦旦、杜亚泉、夏曾佑等。
张元济制订了商务所有的出书计划，出什么书，怎样出书，从此成了他一生的事业。
影印古籍，他要选最好的版本；推介西学，他要找最好的翻译者；出版新书，他要用最好的设备、最好的纸张。甚至对书的排版样式也要一再叮咛：书的版框四周空白要宽展一些，“否则紧眉头，令人一见烦恼”。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务，包括书稿他亲自看，有些书他亲自编，面的联系他亲自出马，甚至买纸张，买印刷机，收古书，他都事必躬亲。
张元济走进商务的这一年，清政府颁布了倡导兴学的《学堂章程》，后来，科举也废除了，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成百上千的与传统私塾、书院不同的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
当时中国不是没有教科书，但是都编得不好，一类是教会的教科书，从西方引过来的，对中国的国情不适合；另一类是读古书出身的老夫子编的，写得太艰深，也不符合教育学的规律。张元济认为，教科书的影响关系到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改变，他决定自己来编一套国文教科书。
张元济编课本的方法很独特，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就像今天开策划会一样，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想法和主张，倘若是被大家公认为有价值的，则详细讨论。讨论者从儿童启蒙的特点入手，由简入繁、循序渐进。往往因为一个字，大家会争论得面红耳赤。每一个点都要讨论到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异议为止。每完成一篇课文，大家再“轮流阅读，或加润色，或竞改作，相互为之，毫无成见”。
1904年，商务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出版，被全国各地的学堂广泛采用。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挤满了争购的人群。教科书在晚清时候的发行总量占到了全国的4/5，最新国文教科书曾经翻印过30多次，印刷总量达到一亿册，成为那个时代教科书的范本。其他出版机构争相效仿，再不能粗制滥造而牟利。书肆风气，为之一变。
在张元济的擘划下，商务编写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组织翻译出版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其中严复翻译的西学名著和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影响尤为广泛。编辑出版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同时出版发行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刊物。
当年知识分子走上“文化救国”道路的不在少数，唯有张元济选择了出版，他站到了幕后，在商务这个现代商业企业中书写了他的文化理想。商务在张元济的手中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进步。
（有删改）
央视“听写大会”掀起汉字书写热
从央视科教频道低调开播到收视飘红，再到挺进央视一套，“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今年夏天在中国中小学生、青年人中掀起了一场汉字书写高潮，连以前很少看娱乐、竞猜、选秀节目的父母们也对这档节目“痴迷”颇深，和电视上的小选手一起挑战每一个汉字书写的乐趣。
由于汉字本身特有的复杂结构，每一个汉字都拼写正确并不容易。加之近年来电子产品的普及，通过输入法“选字”成了人们写作、交流的主要方式，越来越少在纸上书写大量汉字，催生了很多人“提笔忘字”的现象。
不同于充满着争议价值观和为博眼球而炒作的相亲节目，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追求的并不是收视率，节目总导演关正文直言：“我的终极目标在于高收视背后的文化影响力。中国是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多方言国家，汉字是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的重要工具，一年一度的汉字狂欢，它的意义甚至超过汉字本身。”
（选自《新民晚报》 “盘点2013年度国内十大文化新闻：听写大会掀起汉字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