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事情到这儿还没完，第二天上午，船快要到北海道了，这回是两口子一起来到财主夫人的舱房。他们一见财主夫人什么也说不出来，竟然痛哭失声。
"怎么啦？"财主夫人赶忙问道。
"实在是太难为情了。"两口子只说了这么一句就又哭了。问了几次，那男的才哭着说："本来是不应该这么随便说话的。昨晚上我们两口子本来是商量好的，说得一妥百妥，决不留恋孩子啦，可是，正因为她还小，所以总担心她是不是会这样那样啦，结果是我们两口子一夜没睡。把那么个无知的孩子给人家，连我自己都觉得这当爹的太冷酷无情。您给的钱我们如数奉还，请把女儿还给我们吧。与其舍掉一个孩子，还不如爹妈儿女一家六口饿死在一起好。"
财主夫人听了这番话，不由得也跟着悲伤起来，她含着眼泪说："是我不对，老实说，我虽然没有孩子，但你们当爹妈的心我完全理解，而且也羡慕你们。孩子还给你们，钱呢，就算做你们教给我懂得父母之心的酬谢吧。"
那一家六口终于又团聚了。
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
从1950年到1959年，我8岁到17岁。家里平时就我和母亲两人。回忆那10年的生活，母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寻常的。
物质上，母亲极不重视穿着，对我亦然，有得穿就行了；用的，如家具，也十分粗陋。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亲做得一手极地道的四川菜，且不说她能独立做出一桌宴席，令父亲的那些见过大世面的朋友交口称赞，就是她平日停歇时轮番制作的四川腊肠、腊肠肉等，也足以叫邻居们喷喷称奇。有人就对我发出警告："你将来离开了家，看你怎么吃得惯啊!"但是母亲几乎不给我买糖果之类的零食，偶尔看见我吃果丹皮、关东糖之类的零食，她总是要数落我一顿。母亲坚信，一个人只要吃好三顿正经饭，便可健康长寿，并且那话里话外，似乎还传递着这样的信念；人只有吃"正经饭"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道德开始滑落--当然很多年以后，我才能将所意会的，整理为这样的文句。
母亲在饮食上如此令邻居们吃惊，被一致认为对我的"娇惯"和"溺爱"。跟着还有令邻居们吃惊的事。那就是我家是大院中有名的邮件大户。如果那几十种报刊都是我父亲订的，当然不稀奇，但我父亲其实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其余的竞都是为我订的。就有邻居大妈不解地问我母亲："你怎么那么舍得为儿子花钱啊!你看你，自己穿得这么破旧，家里连套沙发椅也不置!"母亲回答得很坦然："他喜欢啊!这个爱好，尽着他吧!"
1959年，我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录取，勉勉强强地去报了到。我感到"不幸的万幸"是，这所学校就在市内，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大体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我满以为，母亲会纵容我"依然如故"地那样生活。但是她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和箱子，显示出她丝毫没能有犹豫过。母亲不仅把我"推"到了学校，而且，也不再为我负担那些报刊的订费，我只能充分的利用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
1960年春天，有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进门就发现情况异常，在准备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亲奉命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院校去任教，母亲也跟着他去。我呢?父亲和母亲都丝毫没能犹豫地认为，我应当留在北京。问题在于：北京的这个家，要不要给留下?如果说屋都留下大多，那么，为什么不至少为我留下一间呢?但父亲却把房全退了，母亲呢，思想感情和父亲完全一致，就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开始完全独立的生活。父亲迁离北京的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识到我在北京除了集体宿舍的那张铺位，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铺位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污渍，没有流泪，却有一种透彻肺腑的痛苦，难以言说，也无人可诉。
1966年春天，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就在那个春天，我棉被的被套槽朽不堪了，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亲手给我缝制的被子。它在为我忠实地服务了几年后，终于到了必须更换的极限。于是我给在张家口的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这对于我来说是自然到极点的事。母亲很快寄来了一床新被套，但同时我也就接到了母亲的信，她那信上有几句话我觉得极为刺心："被套也还是问我要，好吧，这一回学雷锋，做好事，给你寄上一床……"睡在换上母亲所寄来的新被套里，我有一种悲凉感：母亲给儿子寄被套，怎么成了"学雷锋，做好事"，仿佛是"义务劳动"呢?现在我才憬悟，母亲那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话，就是告诉我，既已将我放飞，像换被套这类的事，就应自己设法解决。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尽量自己独立解决''。
母亲将我放飞以后，我离她那双给过我无数次爱抚的手，是越来越远了，但她所给予我的种种人生启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从细小处，挖掘出珍贵的宝藏……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