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富的教授
高 峰
和中国许多教授一样，很多外国学者也热衷于通过出书或讲学赚钱，但是要想借此成为亿万富翁却很困难。不过，《福布斯》杂志近期披露，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专业教授大卫•切瑞顿的个人资产高达13亿美元（1美元约合6.36元人民币），堪称“全世界最富有的全职教授”。
上小学时，切瑞顿迷上了音乐。他开始参加暑期音乐剧课外班，并多次参加学校合唱团和音乐剧的演出。切瑞顿的学习成绩也很好，经常帮助同学解答难题，因此深得大家喜爱。不过，他的性格也有着特立独行的一面。比如，中学里的孩子们都喜欢玩棒球，切瑞顿却偏偏喜欢短跑，经常一个人练习，一练就是一个小时。
除此以外，切瑞顿的另一个兴趣点或许就是数学了。在众多任课教师中，他对数学老师艾尔文的印象最深刻，他曾经回忆说：“我记得那是1967年的一天，他充满激情地告诉我们，计算机将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当时计算机还是新鲜玩意儿，我们中没有人见过它，但艾尔文已经将一个信念深深地植入我们的大脑中。”
中学毕业后，切瑞顿向阿尔伯塔大学的音乐专业递交了入学申请，却没有被录取。他只好退而求其次，进入该校数学系就读。在大学里，业余时间很充裕，他继续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练吉他、参加话剧和音乐剧演出，有些朋友甚至认为他是专业的吉他手。不过，切瑞顿始终没能真正从事音乐事业，在读了一段时间的数学专业后，他转入计算机专业，后来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学士学位，又在滑铁卢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当了3年助理教授，1981年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因为这里是计算机科学的先锋，而且资金雄厚”。
在斯坦福大学的工作让切瑞顿如鱼得水，他的研究重点是如何使互联网运转得更快、更安全。在这里，他与来自德国的博士生安迪•贝克托尔谢依姆成为好朋友。当时硅谷涌动着一股创业潮，切瑞顿的许多同事和学生都纷纷“下海”成立科技公司。1982年，贝克托尔谢依姆离开斯坦福大学，与别人合伙创立了太阳微系统公司，但切瑞顿却不为所动，一直从事学术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1995年，贝克托尔谢依姆给切瑞顿打了个电话，两人共同创办了花岗岩系统公司，这是一家生产具有信息交换功能的局域网设备的公司。成立仅14个月后，美国著名的互联网设备供应商思科公司就出资2.2亿美元将其收购，切瑞顿所拥有的10%的股份也变成了2200万美元现金。“几乎一夜之间，我不必再为钱工作了，也不必再为还清购房贷款而发愁了。”他回忆说。
此后，切瑞顿和贝克托尔谢依姆继续合作，先后成立了一家网络公司和一家云计算设备公司，前者后来被太阳微系统公司以1.2亿美元收购。到目前为止，切瑞顿已经自掏腰包超过5000万美元，先后投资了17家高科技企业，几乎都获得了收益，极少失手。
在切瑞顿的投资记录中，最得意的一次“出手”当属为谷歌公司提供创业资金。当时，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是斯坦福大学的在读博士，虽然切瑞顿没给他俩上过课，但全校都知道这位教授对互联网和办公司都“门儿清”。事实上，拉里•佩奇两人操心的是如何为他们的技术申请专利，以及为尚未成立的公司筹措资金等问题。但切瑞顿却看得更远：“这好比你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应该考虑如何把他们养大。”他耐心地给他们讲解商业理论，并安排他们与自己的老搭档贝克托尔谢依姆见面。
1998年8月的一天，在切瑞顿家的门廊上，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向贝克托尔谢依姆介绍了谷歌的技术和理念。半小时之后，贝克托尔谢依姆就领会了这个新搜索引擎的过人之处，也搞清了它的赢利模式，他对两个年轻人的想法非常感兴趣。
“如果他们每天能吸引到100万次点击，每次点击赚5美分，那就是5万美元，至少他们不会破产吧！”贝克托尔谢依姆当即跑回车上去拿支票簿，开出一张10万美元的支票。这时谷歌公司尚未成立，于是佩奇和布林赶紧去注册，以便拿到这笔钱。后来，贝克托尔谢依姆又向谷歌投入10万美元，切瑞顿自己也投入了20万美元。到今天，这两位原始股东各自所持股份的市值都已经超过了10亿美元。
希德哈思•巴特拉曾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硕士，他一语道出切瑞顿的独特优势：“科技人才都精通技术，但当他们面对风险投资者时，很可能茫然若失、不知所云，而大卫对一项新技术的前景总能一目了然！”
梁松是切瑞顿在2003年带过的博士生，他对导师的教诲仍记忆犹新：“他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他的思维方式与众不同，并教给我们如何这样思维——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追随潮流。他希望弟子们能够从大处着眼，探寻改变世界的方法！”
（本文选自2012年《环球人物》，有删改）
日前，网友发微博称“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引发部分网友共鸣，一时间中国人“素质差”的论调甚嚣尘上。但中国式路权分配中，始终过分偏向机动车；行人的路权被严重挤压在时间上，行人等待红灯的时间过长是一大问题。
英国N．Rouphail等人研究得出英国行人可忍受等待时间45-60秒。德国道路与交通工程研究学会数据表明，德国人的忍耐限度是60秒。同济大学课题组在杭州市进行的调查，初步确定杭州市行人可忍受等待时间约为70-90秒。但相关调查显示，杭州市区路口红灯时长普遍超过100秒，最长达145秒。在京沪等一线城市行人过街等待时间超过120秒甚至180秒。
研究表明，行人等待时间小于行人最大可忍受等待时间时，行人基本能够按照信号灯色通行；反之，强行穿越机动车流的行人比例很高。
2010年上海最牛交警英文怒斥外国人闯红灯的视频红遍网络。可见，被公认为素质高的外国人在中国的这种交通管理制度下，也会无视红灯，来一把“中国式过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