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686年，清政府设立广州十三行。从官府的角度来说，十三行是外商的代表；从外商的角度来说，十三行又是清政府的代表。行商是得到官府承认的唯一合法机构，从行外买进的商品，如果不通过行商此无法外销。因此，“通过行商采购的货物，必须由行商抽取一部分手续费，然后以行商的名义办理出口报关”。
在广州作为唯一通商口岸后，粤海关的税收成为皇家的重要财源。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入粤海关的船舶附加税为3%，雍正六年（1728年）增加到10%。“咸丰六年（1856年），亚罗船期事起，英军再攻广州，居民愤慨外人频年横暴，不问黑白，烧夷馆，洋行被殃及”，十三行的命运遂告终结。
——摘编自王询等《清代广州通商及其十三行制度》
材料二：1602年，荷兰议会颁布了荷兰东印度会司的“公司成立特许章程”。根据特许章程，东印度公司被授予从荷兰到好望角以东以及经由麦哲伦海峡的贸易垄断权。章程明确规定了工作分配，如造船、装备和这回货物的贬卖等。阿姆斯特丹商部负责一半，泽兰商部负责四分之一。这既是“业务份额”的划分，也是“股份”或权利比例的分配。行使公司管理权力的董事席位也大致按此比例分配。荷兰东印度公司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是从事海外贸易，攫取商业利润的时期，其途径是贱买贵卖；二是侵占殖民地实行赋税掠夺的时期，其方法是占据广大的领土，直接的掠夺。荷兰及其东印度公司的权威建立在商业霸权之上，但是以贸易为灵魂、脱离工业生产的荷兰成为工业革命浪潮中的落伍者，最终东印度公司一度拥有的繁华岁月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中。
一一据仲继银《荷兰东印度公司》等改编
材料：近代最早的江南女校是在西方传教士传播基督教福音的背景下建立的。诞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江南教会女校，作为传统中国土地上的一个赞新的文化现象，虽然面临重重阻力，但是仍然不断地将女性（应）接受知识这种观念向外传播。1898年，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校——中国女学堂（亦名经正女学堂）诞生于上海。上海是近代江南女子教育的一个中心，女子教育开始在近代蓬勃发展。在朝廷和社会兴废女学的长期争议中，民间办女校之风渐兴，打破了教会女校一家独大的局面。清政府被迫于20世纪初做出变革姿态，实施“新政”，并对女学开禁。此后，官办女校在全国范围内日渐兴盛，而江南女校则始终居于领先地位。民国建立后，社会变革不断，女校和女学生无可避免地卷入历史洪流中，在改写自身命运的同时也创造着历史，部分进步的在校女生和毕业女生不甘于“他者”的身份，开始为“女界”的未来奔走呼号。
——摘编自徐宁《女校与近代江南社会的史迁（1850一1931）》
根据材料，提炼一个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
材料：根据习惯的做法，文官历来由有权势的家族或人物举荐和任命，直到1854年，文官制度仍然是带有封建性质的政治恩宠制下的副产品。1854年，在财政大巨格莱斯顿的要求下，财政部的两位官员诺思科特和屈维廉拟就了著名的《诺思科特一屈维廉报告》，提出了英国现代文官制度的基本原则：
①文官的遴选实行公开考试制度；
②文官不能有政治偏向，不能有党派色彩；
③文官的晋升依据工作实绩，而非资历，高级文官从文官内部提拔产生，停止从外部任命的做法；
④文官的工作和服务实行统一的标准和做法；
⑤文官按工作性质分为智能类和体力类（即白领和蓝领）。
1855年，文官委员会成立，开始招募文官考试，这表明文官改革正式启动。1859年颁布的《退休金法案》时文官的资格作了具体的规定；只有持有文官委员会颁发的证书的文官，才有资格领取文官退休金。1870年，文官委员会指示在获得本部大臣同意的部（内政部和外交部除外）实施面向社会的文官招考。
——摘编自海兴明《英国文官制度及其改革》
材料：中国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获得两个代表席位，而且可以在大会的最高决策会议“十人会”中列席和陈述意见，从而在远东问题上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中国代表充分利用这一权利，在和会上申诉收回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的要求，并多方论证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应归还中国的观点。会议没有接受中国的要求，仍决定由日本占有胶州湾和胶济铁路，但中国代表的论述得到了除日本以外各大国代表的一政赞同。英、美、法等国代表团“中国所请理由极为充分”，都与中国代表握手表示赞同，“并于顾使陈述时，各强国屡有美意表示，现于颜色”。与会的英国首相曾表示：“吾可明告中国，世界各国对于中国较有感情，现为从前条件（指支持日本占有山东权益的协议）所拘束，无可如何。但使日本所求有逾于德国所得权利之外者，英国即无维持日本之义务。”法国总理也表示：“惜前内阁曾与日有约，然我愿量力所能，以助中国。”
——摘编自吴彤《中国参加一战与日本的关系》
材料：甲午战争之后，面对国势孱弱颓废，吴汝纶认识到“此时国力极弱，由于上下无人”。他认为“西力东渐，不改用西人公学而守腐败旧法，则国必亡”。……戊戌变法，光绪帝下诏科举不用八股，吴汝纶为之击节，“端节诏书，径废时文，五百年旧习，一旦廓清，为之一快”。他进一步主张：“窃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对于新的取士办法，他也做出设想，即是“举世大兴西学，专用西人为师，即由学校考取高才，举而用之，庶不致鱼龙混杂”。作为过渡的办法，“西学未兴之前，中国文学亦由学校选取”。……去世前不久，仍有如下言论“论者往往谬分大清与中国为二，不知大清事去，即寰宇内无复有中国”。
——摘编自李琳琦《吴汝纶力倡废除科举的内在动因及其体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