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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通过了《斯特特——霍利关税法案》,将2万多种产品的进口关税大幅度提高,平均税率达53% | 1931年颁布《紧急进口税条例》,对进口货物征税50% | 在提高关税的同时,率先在对外贸易中实行大规模进口配额制度 |
材料一:中华文明对于人们在相貌、语言、服饰、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出了很强的宽容心态,甚至所谓的“华夷之辨”也仅仅是文化观念的差异,而不是本质性的区别。在与来自“中华文化圈”之外其他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中华文明先后容纳了外部传入的佛教、伊斯兰教、萨满教、基督教等宗教及教派,吸收了外来宗教的许多文化元素,包括哲学思想、话语体系、制度形式和文学艺术。
——摘编自马戎《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特质》
材料二:清代,来华的耶稣会士先后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等古代经典翻译成西欧文学。中国的优秀文化在启蒙运动澎湃展开的时代,催促了近代欧洲文明的诞生。18世紀,大批中国瓷器运往欧洲,成为普通家庭的日用品。清政府还曾聘请耶稣会士白晋、张诚等入宫讲授西学,并用西法实行全国性的测量。在建造圆明园时,在建筑、绘画、雕刻等方面,也有不少模拟西方风格的地方。
——摘编自郑宝琦《中国古代通史》
材料三:1735年在巴黎刊印的《中华帝国志》被誉为“中国百科全书",法国百科全书派启蒙学者与德国、英国的知识界均以此书作为了解中国的重要材料。欧洲启蒙学者多是开明君主专制论者,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仁君统治成为启蒙思想家们追求的社会楷模。霍尔巴赫主张以德治国,并公然宣称“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
——摘编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
材料一: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启动了工业化步伐,近代中国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从自然经济向半殖民地经济转换,然而农业一直是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1884年,投资于轻工业的资本比重为工业总投资的42%,到1933年上升到72.7%;相比之下,投资重工业的资本则呈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70%以上的工业集中于占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狭长地带,而沿海工业的,绝大部分又聚集于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和辽宁中南部以及江苏南部的少数城市:广大内陆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工业产值不到10%。
——摘编自邹晓涓《近代中国产业诂构变动的回眸与反思》
材料二:1842年以后,中外贸易不断扩大,鸦片和棉纺织产品为主要进口品,茶叶、丝绸、初级矿产品、手工制品等为中国的主要出口品。中国的出口商品科技含量很低,生产规模较小,仍处于自然经济的落后态势中。随着中国市场的逐渐开辟,鸦片贸易的比重就逐渐减少了,而正常的商品交易则越来越扩大。
——摘编自张易《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的发展》
材料一:1948年,丘吉尔在英国保守党年会上全面阐述了“三环外交”政策,他提出“第一环当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第二环是包括英国、加拿大及美国等的英语世界:最后一环是联合起来的欧洲。”“无论是单个还是集体,我从来不认为英国或者英联邦应该成为联合的欧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从不支持这种想法。”
——摘编自《丘吉尔演说集》
材料二:随着欧共体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英国的均势政策也失去存在的依据。法国打算把欧共体变成一个经济政治共同体的想法更让英国寝食难安。1970年,主张英国外交应面向西欧的保守党希思政府成立,将加入欧共体的进程大大推进。1973年1月1日,英国和丹麦、爱尔兰一起正式加入欧共体。
——摘编自刘亚轩《冷战时期英国的三环外交》
材料三:英国脱欧对于欧洲一体化所带来的质疑并为其他欧盟成员国树立起一种离欧的借鉴方式,这将严重削弱欧盟的国际实力和影响力。此外,英国一直作为平衡法德两国主导欧洲大陆的重要存在,在英国脱欧完成之后,此种平衡作用将会大大减弱。从一定层面上来讲,英国脱欧使得欧盟在一体化进程中少了一个潜在的反对者,这也许会促进支持欧洲统一的国家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以促进成员国经济的增长,就业的増加等。
——摘编自葛勇平、苏铭煜《英欧关系及英国脱欧的影响与反思》
材料一:“既然天意授我承担起全俄罗斯皇帝的伟任,我一定不辱使命,誓将恩泽关爱惠及所有臣民”“先祖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改善农民状况的措施……但是影响范围毕竟有限。”“我相信,贵族地主们对皇帝是无限忠诚的,也相信你们会为国家的利益而准备随时牺牲自己的利益,所以我才决定进行这项改革。”“在地主仍保持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农民可在履行了规定的义务后长期使用宅基地,并且使用法令规定数量的土地。”
——摘编自《1861年2月19日宣言》
材料二:农奴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自由”和“土地”。1861年农奴制改革是俄国全面现代化的标志,为3000多万农民带来自由,为资本主义关系和国家经济现代化扫清了道路,并且在地方自治、教育、军事等领域进行了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因此被称为伟大的改革。
——摘编自唐艳凤《俄国农奴制改革法令解读》
材料一:近代中国铁路修建权多半被帝国主义国家所掠夺,这些铁路不但被这些国家经营,路权也掌握在他们手里。但京张铁路则与之相反,在当时这场中外铁路利权的争夺战中,中国最终取得了自修京张铁路的胜利,“不但建筑之资本为国有,建筑的计划亦是我国工程师所计划”。京张铁路沿途地形、地貌条件复杂,尤其是八达岭居庸关附近,需要开山凿洞,工程艰巨,但詹天佑先生创造了人字形路线解决了关沟段通车难题。通过修建京张铁路培养了大批的铁路人才、传播了铁路技术,为中国铁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摘编自姚兴哲《晚清京张铁路自主修建政策的由来》
材料二:随着保路运动的迅速发展,詹天佑毅然公开出面抗争。1911年6月7日,詹天佑担任总理的广东商办粵汉铁路公司致电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齿相关,希予支持”,并公开致电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公司,要求两公司协同抗争保路……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詹天佑在主持粵汉铁路建造的岗位上,不断以铁路建设的新成就,表达他对民主政权的支持。詹天佑也以自己的极大的热情、丰富的学识与在铁路工程界的威望,支持孙中山的雄伟的铁路建设计划。詹天佑还积极帮助孙中山制作详尽的规划与措施,认真提出多种有价值的意见。
——摘编自经盛鸿、孙燕《詹天佑与辛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