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心中早已明白:以阿蒙森为首的挪威人已在他们之先到过这里了。
……他们仅仅迟到了一个月。虽然昔日逝去的光阴数以几百万个月计,但现在迟到的这一个月,却显得太晚太晚了——对人类来说,第一个到达者拥有一切,第二个到达者什么也不是。一切努力成了徒劳,历尽千辛万苦显得十分可笑,几星期、几个月、几年的希望简直可以说是癫狂。“历尽千辛万苦,无尽的痛苦烦恼,风餐露宿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这些梦想,可现在这些梦想全完了。”——斯科特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泪水从他们的眼睛里夺眶而出。尽管精疲力竭,这天晚上他们还是夜不成眠。他们像被判了刑似的失去希望,闷闷不乐地继续走着那一段到极点去的最后路程,而他们原先想的是:欢呼着冲向那里。他们谁也不想安慰别人,只是默默地拖着自己的脚步往前走……“这里看不到任何东西,和前几天令人毛骨悚然的单调没有任何区别。”这就是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关于极点的全部描写。他们在那里发现的唯一不寻常的东西,不是由自然界造成的,而是由角逐的对手造成的,
那就是飘扬着挪威国旗的阿蒙森的帐篷。挪威国旗.耀武扬威、扬扬得意地在这被人类冲破的堡垒上猎猎作响。它的占领者还在这里留下一封信,等待着这个不相识的第二名的到来,他相信这第二名一定会随他之后到达这里,所以他请他把那封信带给挪威的哈康国王。斯科特接受了这项任务,他要忠实地去履行这一最冷酷无情的职责:在世界面前为另一个人完成的业绩作证,而这一事业正是他自己所热烈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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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穿越南极(节选)
9月27日的天气是我见过的最坏的天气。浓雾里,狂风夹着大雪向我们袭来。前一天,舟津圭三的狗死了。情况愈来愈糟,只剩下两天的狗食,而下一个食品存储点也肯定被雪埋掉了。这时失去无线电联系已有一个星期了。况且,这种天气飞机也不可能找到我们。走过的路程还不到全程的三分之一。晚上我们聚在路易斯的帐篷里讨论下一步计划。大家一致同意,精简随身所带物品,从登山工具、望远镜到缝衣针,甚至一些科学仪器。
随后,我们进入所谓的“不可接近区”地带,这里的海拔已达3 475米,眩晕感和呼吸困难使得驾雪橇和扎帐篷都要费很大力气。同时还遇上了雪地波纹——表面已冻成波浪状的冰雪面,在这种冰面上雪橇很难走,滑雪几乎不可能。此外,我们还要防止紫外线的照射,防晒霜之类的东西根本没有用,只有戴上面具才行。
……
“不可接近区”地带的环境在许多方面都是非常恶劣的,不但有风暴,而且无线电联系也几乎不可能,我们又一次感到自己被现代文明抛弃了。
……
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单调和寂寞又开始向我们挑战。我一个劲儿地绘制太阳系图谱,试图摆脱这单调的银白色世界。路易斯则想象着他每天都在做着不同的事情,今天是矿工,明天是法国总统。大河说他要重建他的整个人生观。舟津圭三想起了日本,他的家,他的女朋友,他想高歌。杰夫还是那样有条理有计划,计算着剩下的里程数和食品量。
1月18日我们到达前苏联的东方站科学考察基地,成为第一批横穿“不可接近区”的探险者。
离和平站还有两天的路程,暴风雪又反扑回来。我们只有像以前一样,在帐篷外每隔几步钉一个桩固定帐篷。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舟津圭三出帐篷照顾雪橇狗时迷了路。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
“我刚刚躲进挖好的雪槽里,雪就开始在我身上堆积起来,5秒钟,10秒钟……最后只剩下一个透气孔,雪慢慢钻进我的衣服里,身体感觉愈来愈冷。我知道队友们会来找我,相信他们会找到我,只是时间问题,我只有相信这点……
“没有多少人有过在暴风雪中迷路的体验,我对自己说:‘安心下来,想想好的一面。’寂寞和大雪陪伴着我,我感到又像回到了妈妈的肚子里,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嘭,嘭,嘭,像一个小宝贝在怀里,和大自然相比,和南极相比,个人实在是渺小。”
……
第二天风暴平息了,这天是1990年3月3日。走了220天6 020千米,我们终于来到了南极大陆的另一边。进入和平站,我们欣喜若狂,那种感觉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受到了和平站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大约有一百多人,维克多的妻子娜塔莎也专程飞来迎接我们。探险的经历已经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友谊已经成熟。也许这次探险的最大成功是证明了我们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六个原本陌生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