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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次 | 节题 | 字数 | 主要内容 |
| 一 |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 460 | 考察收获很大，农民问题至为关键 |
| 组织起来 | 400 | 农民运动从组织时期发展到革命时期 | |
| 三 |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 680 | 农会树立政治权威，打击地主阶级 |
| 四 | “糟得很”和“好得很” | 690 | 农民运动不可否认，而应充分肯定 |
| 五 | 所谓“过分”问题 | 910 | 农民运动应对反动派造成暴力恐怖形势 |
| 八 | 所谓“痞子”运动 | 390 | 农民运动惩办土豪劣绅是正当行为 |
| 七 | 革命先锋 | 2340 | 贫农是农民运动的先锋队 |
| 八 | 十四件大事 | 11410 | 农会领导农民干了十四件具有革命意义的大事 |
材料一
《尚书•甘誓》云：“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夏代还有肉刑和赎刑（以财物赎罪）。 古文献和考古发掘记载，商代有割鼻、刖刑、桎梏、流放、砍头、炮烙、剖腹、活埋、醯、脯等酷 刑。周代有墨、創、荆、宫、大辟五刑，后又增加流、赎、鞭、扑，合为九刑，共分为九篇。夏代有 大理或士主刑狱，商周有司寇主管刑罚。根据“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贵族可以 减免刑罚。王可以通过誓、诰、命等形式来补充法律，也可以凭着自己的意志改变法律。
摘编自陆杰峰《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大明律》规定，凡都民杀死所属知县、知州、知府，军士杀死百户、千户、指挥的，均属“十 恶”中的“不义”罪，一概处以极刑。“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 产入官”，这是前代法律条文中所没有的。“凡除授官员须从朝廷选用，若大臣专擅选用者斩。”禁止盗卖、换易、冒认及侵占他人田宅，若系强占，最高可判处杖一百，流三千里刑。《明 律•职制律》中专列“受赃”名目共十一条。如严惩“枉法赃”，《大明律》规定一贯以下杖七 十，八十贯则绞。除《大明律》外，明太祖又以皇帝的名义颁行《大诰》共七十四条，“意在使人 知所警惕，不敢轻易犯法”。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汉武帝时期，诸侯王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强大难制，但是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 里”。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丞相田岭骄横，“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武帝甚至问他“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元朔五年，武帝任命公孙弘为相，封平津侯。公 孙弘起自“布衣”。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十三州 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 条问事”。
——摘编自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材料二
材料二：历史是一面镜子，纵览中国古代五千年的行政管理体制演进史，中国古代中央行政机关 经历了 一个在先秦时期萌芽、初创，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确立，隋唐时期完备，宋元明清时期 进一步发展、最后衰亡的历史过程。历史上各朝对中央行政体制的变革、调整、充实，无不是 在沿袭前代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后世朝代的行政体制中，处处可以找到以前各朝中央政体的 影子。
——摘编自魏国栋等《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体制的历时演进》
材料
近代欧美思想家曾提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人类社会要建立一个好的政府，是靠机 遇还是靠深思熟虑的选择？政治制度是合理选择的结果还是预先设计的结果？在古代，政 治家的民主实践在先，思想家对民主的描述、分析和总结在后。在号称“理性时代''的近代， 则是理论指导实践，在民主思想和学说的长期酝酿准备基础上，才出现了民主运动的突破和 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转型。
一摘编自董石桃《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及其反思——基于制度史和思想史的宏观考察》
围绕材料中近代欧美思想家提出的问题，自拟一个主题，并结合世界史的相关史实给予 阐述。（要求：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对重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派购是完全必要的，但品种不宜过多。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农产品，继续实行统购派购；对农民完成派购任务的产品和非统购派购产品，应当允许多渠道经营。”10月29日，国务院将原商业部主管的一、二类农副产品由46种减少为21种，调下来的25种降为三类，实行市场调节。1984年7月，国务院又将原商业部系统管理的一、二类农副产品由21种减少为12种。截至1984年底，属于统购派购农副产品由1978年的100多种减少到只剩下38种，农民出售农副产品总额中，国家按计划牌价统购、派购的比重从1978年的84.7%下降到1984年的39.4%。1979年4月后，国家放宽对集市贸易的限制，规定三类农副产品和除棉花外完成统购任务一、二类农副产品，均可实行议购议销和上市自由贸易。
摘编自徐大兵《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回顾与前瞻》
材料
朱执信于1885年出生在广东番禺县一个士大夫阶层的家庭。1904年，他前往日本留学。1905年7月，朱执信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参与《民报》的编辑和撰写工作，并被公推担负起“以政治鼓吹革命”的任务。1907年，朱执信归国到广东学堂任教，积极宣传革命，并秘密策划反清武装起义，“自丁未（1907年）以至辛亥（1911年），凡广东革命诸役，无一不与”。其后随孙中山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协助孙中山重新组织革命力量。十月革命和随之而来的五四运动，给朱执信以新的鼓舞和力量。他成为1920年以前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对苏俄的研究了解比较多、比较正确的第一人。他认为应该进行更为彻底的“革命”或“改造”，而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是工人、农民能否觉悟起来。1920年9月21日，朱执信在虎门调停渭南部和邓铿部的矛盾过程中，不幸被乱枪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5岁。陈独秀当时送挽联云：“失一执信，得一广东，得不偿失。生为人敬，死为人照，死犹如生。”
——摘编自金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圣人——朱执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