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期 | 太祖朝 | 太宗朝 |
| 曲宴记载 | 建隆二年，“宴刺史、统军、军指挥使以上及诸道进奉使于广政殿” | 太平兴国九年，太宗“诏宰相、近臣赏花于后苑” |
| 乾德二年，“宴大将王全斌于崇德殿” | 雍熙二年，“诏辅臣、翰林、枢密直学士宴于后苑” | |
| 开宝九年，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辞行前“宴于长春殿” | 淳化三年，太宗率近臣和馆阁学士登秘阁“观书”，“赐从臣及直馆阁官饮” |
| 时间 | 厂名 | 创办人 | 资本关系 |
| 1897年 | 苏州苏纶纱厂 | 陆润庠（国子监祭酒） | 苏州商务局筹款 |
| 1899年 | 南通大生纱厂 | 张謇 （翰林院编修） | 领用官机，征集商人资本 |
| 1905年 | 无锡振新纱厂 | 荣宗敬（钱庄主） 张石君（洋行买办） | |
| 1910年 | 上海公益纱厂 | 祝大椿（怡和买办） | 后改制为中英合资 |
材料一 据统计，自霍乱于1817年由印度传入中国，清代中国共发生了4次霍乱大流行。尽管清代国家对霍乱等疫病的制度性救疗基本阙如，但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府把日常性的疫病救疗纳入自身的职责范围。这一趋势到清末最终演变成国家在新政中，将自身的卫生和医疗职能明确和制度化。与官方相比，清代社会力量对霍乱的救疗更加积极主动。除了施医送药、祈神驱疫等传统活动，上海等地的乡贤和慈善机构还在外国势力的刺激下，成立了实行强制查验和隔离的防疫医院。国内医学人士也初步完成了中医学对霍乱医理和疗法的探索，甚至有的医家已经认识到环境污染与霍乱的关系，对居所环境和用水卫生提出了要求。
——摘编自余新忠《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等
材料二 霍乱于1831年由印度传入英国后，英国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实行隔离措施，社会各界也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治疗方案，但效果甚微。1831—1832年霍乱以后，把霍乱与社会状况联系起来的观点逐渐被大多数英国人接受。1848—1849年霍乱期间，英国政府颁布了《公共卫生法》，成立了卫生总会负责改造城市卫生。然而，该措施并没有阻止1853—1854年霍乱的再次降临，反而因把城市污水肆意排入河流，加剧了霍乱的传播。1866年霍乱证明了斯诺医关于霍乱病菌通过饮用水传播的理论。据此，英国议会出台了1875年《大公共卫生法》和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切断了霍乱传播的途径。到19世纪末，英国霍乱防治的方法被接纳为国际预防措施的基础。
——摘编自毛利霞《从隔离病人到治理环境：19世纪英国霍乱防治研究》
材料 分析研究历史上的经济变化，我们必须对总产出的决定因素进行更宽泛的分类。这种分类把任一时点的总产出及其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率想象成是人口、资源、技术和社会制度的“混合”的作用。此分类可以建构成简单数学模型：
Y=f（P，R，T，X）
其中，Y代表国民经济收入（或产出），P、R、T和X分别代表人口、资源、技术和社会制度。经济体中的人口、资源和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并且，这四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完全无法预见的。
——摘引自（美）龙多·卡梅伦和拉里·尼尔《世界经济简史：从旧石器时代到20世纪末》
材料是某学者对世界经济史的解读。结合所学知识，对材料中的观点（任一点或整体）加以评析。（要求：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安史之乱后，政治腐败日益严重。唐顺宗于永贞元年（805)正月即位后，他重用柳宗元、刘 禹锡等人进行改革。当时，宦官在市上购买宫中所需要的物品，往往用无用的东西换取高价货物，常以值百钱之物强取数千钱之货，甚至有以驴负柴的农民，驴和柴全被掠去而未得一文钱， 这大大影响了市场的繁荣。顺宗遂罢宫市。此外，官营五坊的服役者常借口五坊需要而敲诈人民的财物。他们以种种手段迫使人们出钱物求谢才罢。顺宗时，则将其全部罢免。其次，顺宗任命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欲取代宦官俱文珍等人的兵权。但由于宦官有所准备，未能如愿。806年的正月，唐顺宗去世，“永贞革新” 也随之结束。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1938年7月11日，美国国务院向飞机制造商和出口商发出劝告信，表示“美国政府强烈反对向从事那种轰炸的国家出售飞机或航空设备。因此，国务院将不乐于签发许可证，授权向正使用军队攻击平民的国家出口任何飞机、航空武器、飞机引擎、飞机部件、航空设备附件或炸弹”。国务院还要求那些已与外商签约的厂商，向国务院通报其合同的内容，无论是否已有或正准备申请许可证。这就是所谓的“道义禁运”。“道义禁运”是美国政府针对日本轰炸广州采取的直接应对措施，但其意义则不止于此。应该指出的是，美国依然保持着大量对日出口，而且，避免卷入战争也仍然是美国外交的首要目标。
——摘编自陶文钊主编《战时美国对华政策》
材料 二十世纪6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中国排球队引入世界著名排球教练大松博文的“魔鬼训练、意志排球”理念，“严格要求、服从命令、团队精神”植入中国女排思想中。1981年，中国女排夺取第三届世界杯冠军。为庆祝女排夺冠，北大学生欢庆游行，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力崛起的热流。
从女排主力队员发展为主教练的郎平深有体会地说道：中国女排精神是“女排队员在比赛中获得的不仅是冠军，更是而对各种人生不确定时的勇气。”“单靠女排精神不能赢球，这是技术过硬的死磕。技术就是专业。”比赛时“心中有国家，眼中有国家，以国家为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广泛宣传“坚忍不拔、奋力登攀、为祖国荣誉而搏”的“女排精神”。
——摘编自《中国精神视域下的女排精神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