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是相对的
加来道雄
作为一名物理学家，我认识到“不可能”常常是一个相对而言的词汇。我记得在学生时期，有一天我的老师走近挂在墙上的世界地图，指着南美洲和非洲的海岸线，“这难道不是一个奇怪的巧合吗？”她说，“两者的海岸线形状相互吻合，简直就像一块拼图！有些科学家推测它们可能曾经是同一块辽阔大陆的两个部分，但那是愚蠢的。不可能有力量能推开两块巨大的陆地。”“这样的想法是无可救药的。”她最后说。
那之后的一年，我们学到了恐龙。老师告诉我们，恐龙统治地球上百万年，然后有一天它们全部消失了。没有谁知道它们为什么死亡殆尽。难道这不是怪事吗？一些古生物学者认为可能有一颗来自太空的流星杀死了它们，但那是不可能的。那更像是科幻小说里发生的事情。
今天，我们知道，在板块构造理论中大陆确实会移动，并且6 500万年之前一颗直径达6英里的巨大流星最有可能是毁灭恐龙与地球上许多生命的元凶。在我自己的短暂人生历程中，我已经一次又一次目睹了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成为确定无疑的科学事实。所以，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将自己从一个地方隐形传送到另一个地方，或者建造出一艘宇宙飞船，让它在某一天带我们飞跃以光年计的距离到达其他星球，这些难道不可能吗？
一般来说，这样的伟业在如今的物理学家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它们是否会在几个世纪内成为可能呢？或者是在几千年后，当我们的科技更加发达的时候？又或者是在100万年后？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通过某种途径遇见一种比我们领先100万年的文明，他们的常用科技对我们来说是否会显得像“魔法”呢？某些事物会仅仅因为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就在未来的数百年或百万年中仍旧是不可能的吗？
由于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科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诞生了量子理论与广义相对论，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大致估计一些梦幻般的科技将在何时(如果的确会有那么一天的话)可能实现。随着更为先进的理论——比如弦理论的产生，连一些属于科幻范畴的概念——如时间旅行和平行宇宙，现在也正被物理学家们重新评估。回想150年以前那些被当时的科学家宣布为“不可能”的科技，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儒勒·凡尔纳在1863年完成了一部小说《二十世纪的巴黎》，却因出版商无法相信他的预测而被退稿。这部小说被尘封并且遗忘了一个多世纪，直到凡尔纳的重孙发现了它，并且在1994年首次出版。在书中，凡尔纳预言了巴黎在1960年可能会呈现的面貌。他的小说中充斥着在19世纪看来显然不可思议的科技，包括传真机、一个世界性的通信网络、玻璃建造的摩天大楼、燃气动力汽车和高速高架火车。
凡尔纳之所以能做出这样了不起的精确预测，是因为他沉浸在科学世界之中，并从周围的科学家那里汲取智慧。对科学基础原理的深刻理解，使他得以做出这样惊人的预言。
令人遗憾的是，19世纪一些最伟大的科学家持相反的立场，并且宣布许许多多科技的实现是毫无指望的。开尔文爵士——他或许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最杰出的物理学家——宣称像飞机那样“比空气更重的”装置是不可能飞上天的。他认为X光是无聊的把戏，无线电没有未来。卢瑟福爵士——发现了原子核的科学家——对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不屑一顾，将那与“月光”相提并论。19世纪的化学家宣布寻找贤者之石——一种神话故事中可以化铅成金的物质——是一条科学的死胡同。19世纪的化学建立在元素像铅那样永恒不变的理论基础上。然而，如今我们原则上可以用现在的核粒子加速器将铅变成金子。想想吧，现今的电视机、计算机和互联网在20世纪之初看起来是多么不切实际。
更近一些的时候，黑洞曾被认为是科学幻想。爱因斯坦本人在1939年写过一篇论文，“证明”黑洞永远不可能形成。然而，到今天，人们利用哈勃太空望远镜和钱德拉X射线天文望远镜已经发现了太空中的数千个黑洞。
这些科技之所以被视为“不可能”，是因为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前期物理与科学的基本定律尚未被人知晓。考虑到当时在科学理解上的巨大空白，特别是在原子层面上的空白，这些发展被认为不可能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删改)
材料一：
医者仁心。治病救人，是医药科学最崇高的使命。一个将毕生精力心血都奉献给这一崇高事业的科学家，无疑是饱含情怀的使者。敏行讷言的屠呦呦，却不是一个乐于表达、善于言辞的人。“国家培养了我，我要报答国家。”这孺慕之思就是她最朴素自然的情感。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人对诺贝尔奖怀有特殊的情结--因为求而不得而耿耿于怀。屠呦呦获奖的意义非同寻常，她证明了中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具有取得开创性成果的能力，具有为人类健康做出巨大贡献的能力。屠呦呦却不认为这是她个人的荣誉，“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国传统医药与现代科学的结晶，此次获奖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科学家的认可。”
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屠呦呦成了“名人”，但她却很少在媒体上露面，对于各种活动她都是能免则免。对待真正的科研任务，她却十分投入。尽管年事已高，但屠呦呦还没有放弃工作，青蒿素对红斑狼疮的有效性、青蒿素的抗药性、青蒿素的作用机理等等，屠呦呦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她对常常自己的学生说，“要让青蒿素物尽其用”，这也是她对自己要求——尽己所能。
“始终服从安排，始终从事青蒿素研究，甚至始终在一个单位工作，没动过地方。”共事多年的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研究员廖福龙用一连串的“始终”形容屠呦呦的经历。当一些人在抱怨一成不变的工作乏味无趣的时候，屠呦呦却“始终”守着中药研究这个不太热闹的专业，并且创造了“奇迹”。
屠呦呦用她的青蒿素人生告诉人们，有一种情怀叫坚持，有一种创新叫坚守。
（选自《八十多载仁心今更红——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屠呦呦》）
材料二：
折桂国家科技最高奖 屠呦呦独创三“第一”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陈芳、余晓洁）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86岁的屠呦呦站在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上，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捧回红彤彤的奖励证书。
1999年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实行重大改革以来，27人先后问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们中有吴文俊、袁隆平、王选……
屠呦呦有三大特别之处：27人中第一位女科学家，第一位非院士，第一位诺奖获得者。
1930年12月出生的屠呦呦，履历简单：1955年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至今。她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
这位中国浙江宁波的女子，成就不凡：她从中医古籍中获得灵感和启迪，改变青蒿传统提取工艺，创建低温提取青蒿素抗疟有效部位的方法，成为发现青蒿素的关键性突破；率先提取到对疟原虫抑制率达100％的青蒿抗疟有效部位“醚中干”。
“三千年医药兴，佑生救疾民族昌盛……昂首看，更领健康潮，众呦常鸣。”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在《呦呦三鸣》中写道。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以青蒿素类为主的复合疗法（ACＴ）作为治疗疟疾的首选方案，过去20余年间在全球疟疾流行地区广泛使用。近年来，ACＴ年采购量达3亿人份以上。
《2015年世界疟疾报告》显示：从2000年到2015年，由于采取包括ACＴ在内的有效防治措施，挽救了约590万儿童的生命。
（来源：新华社2017年1月9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