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 | 1970年 | 1992年 | |
高收入国家 | 70.53% | 74.99% | 79.41% |
不发达国家 | 8.14% | 8.08% | 4.25% |
材料一 明清时期的官商制度比唐宋时期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的民间商人虽富有,但最能累积巨额财富的却是盐商、茶商、洋商、票号、铜商等这些特许商人,他们凭借着特权独占市场,可以获得远比普通商人高的利润。如盐商、票号最富者有资产数千万两。清代广东的“十三行”行商靠垄断外贸,其商业利润也十分惊人,巨富者家产达二三千万。江南的一些丝商、盐商依靠与官府的关系敛财暴富。另外,在传统社会,朝廷皇室和军队是最大的集团消费者,承接他们的生意是商人提高社会地位和迅速致富的重要途径。特许经营和官商制度扭曲了市场规律,形成了恶劣的经营导向,商人们并不把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市场开拓和增加对科技发明生产创新的兴趣,而在于谋取流通领域的超经济特权,其经营注意力始终游离于生产领域之外。官商以政治特权攫取厚利,其不仅不会进行科技创新而且也不注重经营,盈利的大部分用于奢华靡侈的生活消费。在明清的专制体制下,市场和市场主体始终得不到独立自由的发展空间。
----捕编自 樊卫国《论明清经济演进的内向化倾向》
材料二 股份公司是一种按照自愿原则最大限度地汇集资金集中使用。追求规模经营的商业组织。股东无论参与经营与否,都可按持有股份的份额分享利润,同时也按持股份额分担风险。股份公司的出现,不仅使资金不是和风险巨大这两个制约海外贸易发展的障碍一并得以排除。同时也使众多的中小资本持有者达到了参与海外贸易、从中荻取丰厚利润的目的。股份公司也得到国家的鼓励和保护。英国和荷兰的政府都承认股份公司和股民的私有权。赋予商业合同合法性,动用法律机构解决商业纠纷。股份公司在海外的商业行为常常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根据政府颁发的“特许状”,股份公司不仅拥有对海外某一区域的商业垄断权,而且拥有对这一区域的政治统治权。英国东印度公司依据一纸“特许状"。从17世纪初至18世纪束,一直在南亚次大陆扮演最高统治者的角色,利用其政治权力来牟取经济利益。其他一些欧洲商人同样是在本国政府的允许和支持之下,在美洲、亚洲和非洲建立起武装商栈和殖民地,从事垄断式经营。
----摘编 自刘新成,刘北成主编(世界史·近代卷》
材料 世界形势与近现代中国外交简表
时间 |
世界形势 |
近代中国外交 |
1844年 |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抢占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
清政府设立“五口通商大臣”,专门办理对外交涉事宜。起初驻广州,后移驻上海 |
1861年 |
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常设外交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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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 |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增强,逐渐形成两大军事政治集团 |
清政府划定“东交民卷”为使馆界,改总理衡门为外务部,位居六都之上 |
1912年 |
南京临时政府在(告各度部书)中,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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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 |
意大利、德国、日本法西斯势力越来越猖獗;二战爆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形成 |
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后被国民政府接管 |
1928年 |
国民政府发起改订新约运动,结果不了了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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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 |
国民政府分别与英、美签订协议,废除了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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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 |
二战结束后,欧洲衰落,美苏势均力敌 |
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在中国取得多项特权 |
1949年 |
美苏“冷战”,两极格局酝酿之中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度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于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外交方针 |
----摘编 自赵佳盈《中国近代外交史》等
从表中提取相互关联的中外历史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写明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 唐代前期已经有一些比较固定设置的使职,如节度使、采访使等。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实质上也具有使职的特点。安史之乱以前,使职的差派就已经很普遍,受安史之乱的影响,使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职体系才逐渐形成,并最终取代尚书六部成为政务的主要执行者。例如,户部长官不判本司事,只有当他判户部事时,这一差遣官才掌握实权。礼部侍郎不掌贡举,中书舍人知贡举事却成为主考官,而中书舍人的本职即撰拟诏书的工作又可能让尚书郎或者其他官员加知制诰来承担。唐代固定的使职有很多,重要的有翰林学士、户部盐铁度支使三司使和枢密使等。使职体系与尚书六部职权的冲突和调整,实质上反映了行政体制转换的过程。使职体制的出现,不仅适应了职官制度本身变化的需要,也反映了唐庭内部的权力斗争。
----摘编自刘后滨《安史之乱与与唐代政治体制的演进》
材料 1948年3月5日,在美国支持下,英国开始同法、此、荷、卢等国进行谈判。3月17日,五国外长在布鲁塞尔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条约序言中申明联盟的目的在于防止德国侵略政策复活,同时规定倘在欧洲遭到武装攻击,缔约国应提供一切援助,并设立外长协商理事会,此后又成立防务委员会,设最高司令部。北约成立后,1950年 12月,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外长理事会决定撒销其最高司令部,将该组织的军事机构并入北约组织,其他机构则继续存在。1955年5月6日,根据1954年10月23日签订的《巴黎协定),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改组为西欧联盟,吸收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参加,总部设在伦敦。修订后的条约,删去了关于防止德国侵略政策复活的字句,增加了与北约组织密切合作的条款。其任务是协调成员国的国防政策、武装部队和军火生产,并在政治、社会、法律等方面进行合作。
----摘编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
材料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建党史上,有“北李”与“南陈”之说,“北李”指李大钊,“南陈”指陈独秀,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后最早的追求者,但由于思想禀赋与个人喜好的差异,二人思想样态与信从之途存在一定不同。李大钊有稍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经历以及重视理论实效性的特点,故能较快对十月革命有所反应,并能由此及彼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研究,从而迅速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陈独秀对理论的态度迥乎有别,其晚年称自己“自来立论,喜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世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这种忌“空谈”禀性既决定了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反应相对迟滞,也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全面系统把握,不但导致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之路历时较长,也形塑了其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学说长时间交杂并存的思想样态。
----摘编 自靳希光《“南陈北李”的协作与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