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因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完成了社会的转型。在此之前中国社会仍然是血缘社会，在此之后虽然仍有浓重的血缘色彩，但转向了地缘社会；在此之前是封建诸侯、贵族分权的时代，在此之后是专制独裁、皇帝集权的时代……中国自夏朝以来的四千年历史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这两大阶段之间的的转型时期。
——辛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研究》
材料二 美国的共和政体吸收了雅典民主的理念，……它用代表制改造了罗马的公民大会，使之成为“委托——代理”的“间接民主”机构。它借鉴了君主制的长处，强化了行政权的功能和作用，并将它赋予单独一个人行使。同时，美国的建国者还从历代的分权理论和制度中获得借鉴，把它加以改造，转化为一种复合的分权和制衡体制……从而保证“有限政府”理念的实现。总而言之，美国的共和政体在一定意义上是对雅典民主、罗马共和制和英国宪政君主制加以综合吸收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
——李剑鸣《“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材料三 1979年起，中国进入了双重转型阶段。双重转型是指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的结合或重叠。总结1979年至今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实践，中国在推行双重转型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可以把这些经验归纳为以下八项。
（一）体制转型是双重转型的重点。
（二）思想先行。……
——摘编自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
金融学专家陈志武教授曾提出一个命题：“掠夺对西方的崛起贡献有多大?”他指出，当前中学和大学的历史教育中认为：“西方的兴起靠的是掠夺，然后才有金融的发达，科技的进步，才有今天的现代化，即掠夺在先，发展在后。”然而陈志武教授坚决予以否定并论证两点：一是在16世纪西班牙从美洲掠夺金银之前，西欧商业银行的发达程度已经非常高，足以解决跨国贸易支付问题。二是如果西方的兴起或者崛起靠的是掠夺，为什么成吉思汗的蒙古掠夺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为什么最早征服美洲大陆并从拉美掠夺了大量金银的西班牙从17世纪就开始没落?为什么藏在地下的石油资源没有让当今的中东国家成为世界强国?如果掠夺在先，发展在后的观点成立的话，那显然忽视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商业、金融、文化、科技及相关制度方面的发展，也没有认识到古希腊罗马留在西方的民主法治思想，这些发展给西欧以超前的制度和崛起的实力。
——《历史教学》2012.2
评材料中关于“掠夺”与“西方崛起”关系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观点展开讨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汉武帝规定除京畿外，其余地方上至郡国守相，下迄县令、长、丞、尉，均不用本郡国人，这是明确规定籍贯回避的最早记载。唐代规定官吏不得在本籍及其邻近州县任职。宋代规定地方官不得在原籍任职，与本人或本家族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地区，如本人或其父辈曾经生活过或曾任职、置有财产等地区，都在回避范围之内。清代进一步规定，即使待任命的官员，其籍贯与即将担任官职的地方，虽然不属于同一省、府、县，但二者相隔距离只要在五百里之内也必须回避。
——摘自吕建中《中国古代的人事回避制度及其意义》
材料二 人民信赖克里斯提尼是有原因的。这时正当僭主废黜后的第四年……他既成为大众领袖，第一步便把所有的居民化为10个部落，以代替原有的4个部落，目的是要使不同部落的成员混合起来，以便让更多数的人参加到政府来。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
材料一 1912年12月中旬，中国举行有史以来的首次国会选举。获得登记的选民共有近4300万人，占人口总数1／10左右，这一比例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议会选举相比也不算低。当然，除少数知识分子和热衷政治的人外，许多选民连如何运用选举权都一无所知，政治参与意识也较低。因此，实际参选人数并不很多。在选举中，首次出现了政党竞选国会席位的现象。选举结果，宋教仁改组的国民党在参众两院中均占了绝对优势。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遭枪击，22日不治身亡。宋教仁一案曝光，引起舆论大哗，各界攻击矛头直指袁世凯。
1912年至1916年6月的袁世凯统治时期，各派为争夺内阁展开了激烈争斗，先后竟有八届内阁走马灯似的更替，成为民国初政治史上的一道奇特景现。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
材料二 1913年10月6日，国会两院在所谓公民团（实为袁手下伪装的士兵警察及便衣特务）的叫喊声中，举行总统选举。这些人包围了国会，叫嚷“今日非将公民所属望的总统选出，不许选举人出会场一步。”但即使在这种恐吓之下，袁在前两次投票中仍未能获得足够当选的票数，而只是在第三轮投票中才得以获得多数选票。10月10日，袁正式就任大总统，临时政府也变成正式的政府。
——摘编自徐中约著《中国的奋斗》
材料一 日俄战争是指1904年到1905年间，日本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为了争夺中国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控制权，而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战争……对马海战之后，尼古拉二世为首的统治集团，完全失去了赢得战争并利用战争的胜利扼杀革命的希望，日本方面鉴于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也认为继续打下去对它不利。双方于1905年9月5日在朴茨茅斯同日本签订和约。朴茨茅斯和约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政治军事及经济上之“卓越利益”，并将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借权以及有关的其他特权，均移让与日本政府。此外，条约还规定将库页岛 南部和俄国对辽东半岛的租借权以及其附近一切岛屿永远让与日本。日本的代价是战死（当场阵亡和负伤死）五万多人，加上病死和其他一些死亡为八万八千人。
——摘编自纽先钟《日俄战争》
材料二 “日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非欧洲民族充分觉醒的序幕；这种觉醒今日正震撼着整个世界。”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 前139年张骞首次出使西域，期间历经千辛万苦，前后长达十三年。在经过河西走廊时，被匈奴发现并俘获。张骞被囚禁十余年后，终于哥机逃出来。经过大宛（今费尔干纳）、康居（今撒马尔罕）到了阿姆河上游，终于找到了大月氏。大月氏在这一带安居乐业，再也不想去跟匈奴报仇了。张骞回程中又被匈奴人抓住，所幸他再次逃脱，回到了长安。元狩四年（前119）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城的使命是与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人结成联盟，“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以断匈奴右臂”。却正好乌孙发生内乱，又未能实现结盟的目的。
材料二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最重要的目的带有军事安全战略性质，即西汉王朝迫切希望与西域大月氏等国建立联盟，共同攻打匈奴，以“断匈奴右臂”。其实张骞出使西域的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并没有达到……。但“无心插柳柳成荫”，张骞出使西域却使横贯东西方的丝绸之路被正式开通了。所以，司马迁将张骞出使西域的壮举视为 “凿空”之行。张骞……出使西域则更多地带有畅通丝绸之路的战略含义。……他奉汉武帝之命访问西域诸国，密切了西汉和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张骞出使以后，西域与中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西域历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亚草原成为连接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桥梁。
——摘自（《从“凿空西域”到“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