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 司母戊鼎 | 商代青铜器礼器 |
② | 素纱禅衣 | 汉代丝绸“丝国” |
③ | “釉下彩绘” | 唐代瓷器铜官窑 |
④ | 孩儿枕 | 宋代青瓷定窑 |
材料一:古者四民(士农工商)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大概)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计较细微)之风日益甚,然则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
——沈垚《落帆楼文集》
材料二:地理学家胡焕庸发现,“自黑龙江之瑷珲(今黑河市),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中国96%的人口密布在总面积约占36%的东南土地上,而总面积64%的西北地区人口才占到4%,“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此即“胡焕庸线”。
有意味的是,“胡焕庸线”与长城的线路走向多有叠合,与400毫米等降水线几乎重合。有研究者认为,“胡焕庸线”出现于1240年左右,在“胡焕庸线”两侧,自然生态禀赋差异明显,由此锁定了中国古代经济的格局。翻检平遥古城、皖南古村落等凝聚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精神的世界文化遗产,亦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的东南一侧。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突破“胡焕庸线”的一缕曙光已然初现。
——整理自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李扬等主编《智慧城市论坛》
图1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布局
图2中国近代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模式
比较图1和图2,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要求:写出观点,观点合理、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唐后期起,古老的骆驼商道有了一条对等的海路。瓷器成为新途径的首选,方便、大宗、价值又高,能提高船东的利润。唐代瓷器注重异国情调、自然风格、雄浑的气质与彩绘的装饰。宋瓷则追求纹饰低调、比例均衡、形态流动、冷色系的单色色调,体现轮廓、釉色和纹饰完美整合,流露出一种文化孤芳的排外心理。元朝青花瓷的诞生是泉州穆斯林商贾和景德镇窑主共同推动的,接纳了西南亚地区(中东)的传统审美价值。明朝青花瓷工艺改进并流行。清初,珐琅彩进入中国,使瓷器用色逐渐涵盖彩虹的所有缤纷。
17~18世纪欧洲传教士和商人频繁往来于欧洲与中国,世界开始聚焦中国。耶稣会士的中国报告和以拉丁文翻译的儒家经典,陆续在法国出版,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中国瓷器的造型风格、优良质地及瓷器上的图案花式和绘画深受欧洲人喜爱,欧洲各国作坊加以仿造。1769年,英国玮致伍德建立陶厂,此后引进机器生产,并采用新式转印技术。他不仅采用景德镇的精密分工制度,还推出创新的管理方式和现代商业经营事项,如市场调查、报纸广告等。
18世纪中期后,熟悉中国的欧洲商人开始反驳耶稣会士描述的理想化形象,指出中国的官吏腐败衰弱的一面。西方知识分子很快转而反对中国,觉得不该把它视为西方社会的榜样;同样的,欧洲人也停止把中国瓷当成典范。18世纪末,欧洲瓷业将中国瓷器逐出国际市场,这与中国在世界事务上划时代的衰退同步进行,也与西方势力上升、前进成为全球重心的时序相互对应。
——摘编自罗伯特·芬雷《青花瓷的故事一中国瓷的时代》、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等
以下是史籍关于明朝中后期江南民众社会生活的记载。“便服裘帽,惟取华丽,或娼优而僭拟帝后,或隶仆而上同职官,贵贱混淆,上下无别。”“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赴观焉。……南都(指南京)服饰,在庆、历前犹为朴谨。近年以来,殊形诡制,日新月异。”嘉善陈氏告诫族人:“宗族传习不齐,耕读之外,工商经纪,悉从便业。”“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乃今之江南犹多此俗人家,儿子娶妇,辄求分异。……兄弟当分,异居异财。”“婚娶颇多论财,嫁女竞侈,穷极靡丽,富贵妆资从厚。”
——摘自陈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
材料:西周工匠集中在官府设立的作坊内,职业世袭,世代为官府劳作。长期以来,官营作坊的工匠主要来自官奴婢、刑徒和征调来无偿服役的民间工匠。元代实行匠籍制度,官府工匠世代不得脱籍,不允许从事私人生产。明代匠籍制度下的工匠必须定期到官府作坊服役,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低下。明代民户为三等,“曰民、曰军、曰匠”,匠户最为卑贱。其中“匠”世代不能转业脱籍,不得做官。明成化二十一年(公元一四八五年),发布了班匠以银代役的法令,根据法令,凡愿出银者可以出银代役,不愿者仍旧当班,这是双轨并行的办法。清王朝建立后,于顺治二年就下令废除匠籍。班匠制度废除后,官营手工业缺乏必要的技术工匠和一般工匠,致使官营手工业逐渐趋于衰落。
——转引自《中国古代经济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