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玛丽像期盼别人已经答应给的玩具的小孩一样，怀着热切的好奇心说：“我真想知道‘它’会是什么样子，它的相貌如何。比埃尔，在你的想象中，它是什么形状？”
这个物理学家和颜悦色地回答：“我不知道⋯⋯你可以想到，我希望它有很美丽的颜色。”
……
那天他们工作得很辛苦，照道理这两位学者此刻应该休息了。但是比埃尔和玛丽并不总是照道理行事。他们穿上外衣，告诉居里大夫说他们要出去，就溜走了……他们挽臂步行，话说得很少。沿着这个远离市中心的街区的热闹街道，走过工厂、空地和不讲究的住房。他们到了娄蒙路，穿过院子，比埃尔把钥匙插入锁孔，那扇门嘎嘎地响着（它已经这样响过几千次了），他们走进他们的领域，走进他们的梦境。
玛丽说：“不要点灯！”接着轻轻地笑了笑，再说：“你记得你对我说‘我希望它有很美丽的颜色’的那一天吗？”
几个月以来使比埃尔和玛丽入迷的镭的真相，实际上比他们以前天真地希望着的样子还要可爱。镭不只有“美丽的颜色”，它还自动发光！在这个黑暗的棚屋里没有柜子，这些零星的宝贝装在极小的玻璃容器里，放在钉在墙上的板子或桌子上；它们那些略带蓝色荧光的轮廓闪耀着，悬在夜的黑暗中。
“看哪……看哪！”这位年轻妇人低声说着。
她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找，找到一张有草垫的椅子，坐下了。在黑暗中，在寂静中，两个人的脸都转向这些微光，转向这射线的神秘来源，转向镭，转向他们的镭！玛丽的身体前倾，热切地望着，她此时的姿势，就像一小时前在她睡着了的孩子床头看着孩子一样。
她的伴侣用手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
她永远记得看荧光的这一晚，永远记得这种神妙世界的奇观。
爱国科学家邓叔群
经过清华学堂八年苦读，邓叔群于1923年经考试公费留学美国，同时去的同学大多选择学习外交、银行、军事、法律等专业，只有他不听别人劝告，为了解救贫困的中国农民，一心入读康奈尔大学的农林专业。留学期间，他目睹同胞受到种族歧视，这激发了他为国争光的民族自尊心，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精湛的科学知识。他不仅主科成绩都是A，而且荣获了全美最高科学荣誉学会颁发的两枚金钥匙奖章。正当他博士论文接近完成时，国内岭南大学急需一位植物病理学教授，导师推荐了他，但建议他完成论文后再回国。邓叔群却认为，学到先进知识报效祖国，正是自己求学的真正目的，于是当即回国。
在回国后的十年中，为搜集我国第一手真菌资料，他手提竹篮，攀山入林，一样一样地采集，逐一鉴定，定名分类。他先后研究鉴定的真菌种类达一两千种，分隶于数个属，其中首次发现的新属五个，新种一百二十一个，为世界真菌资源宝库增添了新标本，在世界真菌学史上为我国的真菌科学谱写了重要的一章，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有自己的真菌科学。在世界著名真菌分类学家考尔夫教授总结的康奈尔大学一百二十年来做出突出贡献的四十一位真菌学家中，他是唯一的东方人。
抗战开始不久，为了使自己的研究与国计民生关系更为直接，邓叔群转向了林业研究。他带领助手深入云南、西康、四川一带，勘察森林资源状况。他们冒风雨，顶烈日，忍饥寒，摸清了该地区森林资源的组成、分布、蓄积量及病虫害等情况，绘制了中国的早期林型图，并提出了合理经营、开发和管理原始森林的研究报告，为大后方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其中森林的材积估算、轮伐期、更新方法、造林方针等，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后来，邓叔群拒绝就任农林部副部长，而在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的支持下，举家奔赴甘肃，开始黄河上游水土保持的研究。经过几年艰苦奋斗，他成功创办洮河林场及三个分场，建立了一整套保证森林更新、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制度，创建了以科学的方法经营和管理森林的新模式。邓叔群认为，水利和林、牧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要根治黄河水患。就必须三者并重。为保持黄河上游水土、减轻下游灾害，他提出了森林生态平衡理论。
1948年，邓叔群当选为研究院的院士。随后，中央研究院要求全体高级研究人员迁往中国台湾或去美国。他不仅自己明确表示决不离开，还动员其他同志共同抵制。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对共产党抱有希望和向往，愿与民族同甘苦，共命运。后来，他早年的学生沈其益受东北解放区领导委托，特地到上海邀请他去东北筹办农学院，他欣然接受邀请，并在半年的时间内，带病编写出一整套农林大学的教材纲要。作为沈阳农学院创建总指挥，他辛勤工作，调度有方，快速、高效地完成了建设任务。
邓叔群生活俭朴，不贪图物质享受，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抗日战争前在南京购建的花园洋房捐献给国家，还三次主动提出减薪。抗美援朝时，他将自己的积蓄捐作军用。1960年，他受林业部委托，举办森林病理学培训班，为各省培训出数十名专业技术骨干。培训结束后，他谢绝巨额酬金，只留一张结业合影作纪念。邓叔群一生的选择，都从人民和祖国的需要出发，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科学报国的理想。
①上联：少壮不经勤学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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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上联：贤才何须蝇蝇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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