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主导的植物种植、培育和传播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繁荣发展进程中多种文化传承交融的华美乐章。有的植物似乎天生与中华先民相依相伴且流传至今，实际上却是_____________的舶来品，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多子多福”的石榴；有的似乎与西方文化渊源颇深，实际上却祖居中华大地，如苹果。（ ），与西方文化紧密相关，但现代栽培苹果的起源地却在我国新疆的天山。有的植物“圈地”成功，风靡全球，如别名繁多、美食花样百出的马铃薯。但若__________，还得到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探访马铃薯最早被驯化培育的__________。中国是大豆的起源地，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出口国。然而近年来，借助转基因技术，大豆的“美裔侨民”品种________，改变了全球大豆产业格局。千百年来，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被人们精心选育、引种和推广种植，也因此在演化之路上脱颖而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圈地”，不仅翻山越岭、远渡重洋，而且走出原生小环境。
屠呦呦：打开一扇崭新的窗户
2015年10月5日上午10时，瑞典卡罗琳医学院的诺贝尔大厅内，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11时30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会常务秘书乌尔班·林达尔和3位评委进入诺贝尔大厅。林达尔先后用瑞典语、英语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一半授予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另外一半授予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日本科学家大村智。屠呦呦的获奖理由是“有关疟疾新疗法的发现”。在林达尔宣布的同时，大屏幕上出现的照片和简介，让世界认识了这位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屠呦呦。照片中，屠呦呦戴着眼镜，嘴角微微带笑，简介中写着“生于1930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国”。
屠呦呦的名字出自《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宋代朱熹注称，“蒿即青蒿也”。名字是父亲起的，当时，并没人预料到诗句中的那株野草会改变这个女孩的一生。
1969年，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接到了一个“中草药抗疟”的研发任务，那是一个不小的军事计划的一部分，代号523。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踏上征服疟疾的艰难历程。
380多次实验、190多个样品、2000多张卡片……屠呦呦和课题组以鼠疟原虫为模型，发现青蒿提取物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可达68%。但是，后续的实验结果显示，青蒿提取物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只有12%-40%。屠呦呦分析，抑制率上不去的原因，可能是提取物中有效成分浓度过低。
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青蒿提取物不能很有效地抑制疟疾呢？是提取方法有问题，还是做实验的老鼠有问题？屠呦呦心有不甘，她重新把古代文献搬了出来，细细翻查。有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几句话吸引了屠呦呦的目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什么这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原来里面用的是青蒿鲜汁！
“温度！这两者的差别是温度！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就被破坏掉了。如此说来，以前进行实验的方法都错了。”屠呦呦立即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终于发现了青蒿素。从12%到100%，用乙醚提取青蒿素，这个看似极为简单的提取过程，却弥足珍贵。那一幕，屠呦呦记忆犹新：“太高兴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得以挽救，这是最值得欣慰的事情。青蒿素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发明成果，而且是从中医药里集成发掘的，是中医药造福人类的体现。我们倍感自豪。”
屠呦呦并未止步，1992年，针对青蒿素成本高、对疟疾难以根治等缺点，她又发明出双氢青蒿素这一抗疟疗效为前者10倍的“升级版”。
“科学研究不是为了争名争利。”她说，“那时候大家工作都很努力，工资待遇挺低的，但大家也不考虑这些，自觉来加班，争取快速推进工作。”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原所长姜廷良研究员说，在做青蒿素动物实验时，曾发现有一过性转氨酶升高等现象。屠呦呦和她的两位同事决定亲自试服，证实了药物安全，然后才投入临床给病人服用。当时的科研条件简陋，盛放乙醚浸泡青蒿的大缸，时时发出刺鼻的气味……后来，屠呦呦得了中毒性肝炎。
屠呦呦自己也没想到，40多年后，青蒿素研究能被国际认可。“您的获奖，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我相信，这必将激励更多的中国科学家不断攀登世界科学高峰，为人类文明和人民福祉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在贺信中说。
（摘编自“人民网”，2015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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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1年屠呦呦获拉斯克奖时引发疑问：为什么青蒿素没有拿到国内的科技大奖，反而先拿到了国外的大奖？对此，科学界主流的答案是：没法确定奖项的归属。1978年，“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长达数页的结论中，只字未提发现者的名字。当年大协作的“523”项目以“胜利完成”而告终，然而后来的几十年中却争议不断，屠呦呦则被很多人认为“不够淡泊名利”“个性执拗”。
（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 2015年10月6日）
②据世卫组织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已有11个非洲国家的青蒿素类药物覆盖率达到100%，另有5个非洲国家覆盖率为50%至100%。而在2005年，仅有5个非洲国家的青蒿素类药物覆盖率为50%至100%。
（摘编自《中国经营报》2015年10月19日）
肖培根：根植华夏绿药觅踪
汤国星
肖培根院士是追寻绿药不老的传奇。
1958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卫生部下达了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任务，历史重担落在了26岁的肖培根肩上。“那时候，可以用四个字来讲，一无所有。图书馆的文献，就连哪些是常用的中药，这类资料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零。”
但是肖培根颇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首先聘请楼之岑、诚静容等专家做普查工作的兼职指导老师；第二，确定以中药材的“常用度”为普查的主要范围，指明任务方向，所谓“常用度”，就是重点抓500~ 600种常用中药，抓住了这个大头，就等于抓住了全国70%~80%的中药资源；第三，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上“实践大学”。此番韬略，即使今天依然可圈可点。肖培根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把植物室的年轻人派到全国各地中药“常用度”高的产区，自己则带头选择了工作量大的东北地区。野外调查异常艰苦，他常常是雇一辆马车拉着人和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肖培根从来都是以学生的姿态虚心求教。一个来自“中央单位、肩负国家任务”的干部，他的虚心与诚意，着实打动了每一位药农、每一位中药师傅的心，他们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倾囊相授，这让肖培根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绝活”。
1959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圆满结束，肖培根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这是中国近代中药资源最具权威价值的普查报告。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他又组织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
1963年3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考察访问。代表团除了在西非考察当地的植物资源和药用植物资源以外，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大约200种重要的药用和经济植物种子。在此期间，肖培根等人还专门被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部长邀请去抢救他们国家草药的传统文化。之后，肖培根又被派到坦桑尼亚帮助整理研究该国的草药。考察团深入到穷乡僻壤乃至撒哈拉沙漠边缘，那里温度高得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就能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察团详查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许多草医，资料汇总起来后，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1979年，肖培根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技术官员，奉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工作，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
新中国刚成立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概不准向中国出口。那时肖培根刚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不舍昼夜，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也找到了代用品。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令几代国人难忘的降压灵。短短数年，这批可爱可敬的青年才俊们，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寻觅到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他们心中充满了万丈豪情：“这项任务给我们一个实际的体会：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找到了最初的
灵感。”
“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加以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来。”肖培根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路，使他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成功地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究。1978年，《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在第1期第1至第5页上，肖培根发表了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能够在复刊的首期首页上发表论文，只因四个字：分量质量。当然，它标志着孕育二十几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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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3年以来，肖培根应邀访问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一直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满怀激情地介绍中药现代研究的最新成就，扩大中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并撰写英文专著对中医药进行系统论述和介绍。
（摘编自张东风《肖培根院士的绿药情缘》）
传记文本阅读之评价文本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倾向
文本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倾向，来源于传者、传主和其他人三个方面。把握文本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倾向，应从文本中对传主生平事迹的叙述以及相关评论入手，分析带有作者爱憎情感态度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个性化的细节描写，概括文中议论或评论的文字，揣摩作者的感情倾向，从而了解传主的思想立场、政治主张或艺术观点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朱东润自传
1896年我出生在江苏泰兴一个失业店员的家庭，早年生活艰苦，所受的教育也存在着一定的波折。21岁我到梧州担任广西第二中学的外语教师，23岁调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
1929年4月间，我到武汉大学担任外语讲师，从此我就成为大学教师。那时武汉大学的文学院长是闻一多教授，他看到中文系的教师实在太复杂，总想来一些变动。用近年的说法，这叫作掺沙子。我的命运是作为沙子而到中文系开课的。
大约是1939年吧，一所内迁的大学的中文系在学年开始，出现了传记研究这一个课，其下注明本年开韩柳文。传记文学也好，韩柳文学也不妨，但是怎么会在传记研究这个总题下面开韩柳文呢？在当时的大学里，出现的怪事不少，可是这一项多少和我的兴趣有关，这就决定了我对于传记文学献身的意图。
《四库全书总目》有传记类，指出《晏子春秋》为传之祖，《孔子三朝记》为记之祖，这是三百年前的看法，现在用不上了。有人说《史记》《汉书》为传记之祖，这个也用不上。《史》《汉》有互见法，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常常需要通读全书多卷，才能得其大略。可是在传记文学里，一个传主只有一本书，必须在这本书里把对他的评价全部交代。
是不是古人所作的传、行状、神道碑这一类的作品对于近代传记文学的写作有什么帮助呢？也不尽然：古代文人的这类作品，主要是对于死者的歌颂，对于近代传记文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些作品，毕竟不是传记文学。
除了史家和文人的作品以外，是不是还有值得提出的呢？有的，这便是所谓别传。别传的名称，可能不是作者的自称而是后人认为有别于正史，因此称为“别传”。有些简单一些，也可称为传叙。这类作品写得很生动，没有那些阿谀奉承之辞，而且是信笔直书，对于传主的错误和缺陷，都是全部奉陈。
是不是可以从国外吸收传记文学的写作方法呢？当然可以，而且有此必要。但是不能没有一个抉择。罗马时代的勃路塔克是最好的了，但是他的时代和我们相去太远，而且他的那部大作，所着重的是相互比较而很少对于传主的刻画，因此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大略而看不到入情入理的细致的分析。
英国的《约翰逊博士传》是传记文学中的不朽名作，英国人把它推重到极高的地位。这部书的细致是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位，但是的确也难免有些琐碎。而且由于约翰逊并不处于当时的政治中心，其人也并不能代表英国的一般人物，所以这部作品不是我们必须模仿的范本。
是不是我国已经翻译过来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可以作为范本呢？应当说是可以，由于作者着墨无多，处处显得“颊上三毫”的风神。可是中国文人相传的做法，正是走的一样的道路，所以无论近代人怎么推崇这部作品，总还不免令人有“穿新鞋走老路”的戒心。
国内外的作品读过一些，也读过法国评论家莫洛亚的传记文学理论，是不是对于传记文学就算有些认识呢？不算，在自己没有动手创作之前，就不能算是认识。
这时是1940年左右，中国正在艰苦抗战，我只身独处，住在四川乐山的郊区，每周得进城到学校上课，生活也很艰苦。家乡已经陷落了，妻室儿女，一家八口，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我决心把研读的各种传记作为范本，自己也写出一本来。我写谁呢？我考虑了好久，最后决定写明代的张居正。第一，因为他能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国家拯救出来，为垂亡的明王朝延长了七十年的寿命。第二，因为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和世人的唾骂，终于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无论他有多大的缺点，他是唯一能够拯救那个时代的人物。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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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传和传人，本是性质类似的著述，除了因为作者立场的不同，因而有必要的区别以外，原来没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西洋文学里，常会发生分类的麻烦。我们则传叙二字连用指明同类的文学。同时因为古代的用法，传人曰传，自叙曰叙，这种分别的观念，是一种原
有的观念，所以传叙文学，包括叙、传在内，丝毫不感觉牵强。（朱东润《关于传叙文学的几个名词》）
②朱先生确是有儒家风度的学者，一身正气，因此他所选择的传主对象，差不多都是关心国计民生的有为之士。他强调关切现实，拯救危亡，尊崇气节与品格。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傅璇琮《理性的思索和情感的倾注——读朱东润先生史传文学随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