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著名科学家在美国的学习历程
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高才生
经过日日夜夜的海上颠簸，钱学森乘坐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终于来到了大洋彼岸。
钱学森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在航空系攻读硕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师资雄厚，可以说是名师荟萃，有教学人员近两千人。这里集中了许许多多驰名全球的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院士。
正常的、繁忙的学生生活开始了。开头，钱学森选修了航空系的六门课程。他发现，每一门课程的教授都是风度不凡，讲课非常精彩。因此，都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同时，这里的教学方式又跟上海交通大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学习环境相当宽松，有利于发挥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学习的主动性。这很适合钱学森的学习特点，他认真听讲，一丝不苟。不久，人们发现这位个子不高，闪烁着一双乌黑大眼睛的潇洒英俊、才华横溢的中国学生，学业成绩异乎寻常。
钱学森的学习精神和学业成绩在班级里总是最突出的，这给麻省理工学院的许多教师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普遍感到，中国学生钱学森才智过人，思想敏捷，接受事物快，回答教师的提问既准确无误，又干净利落。特别是钱学森的数学才能，令包括数学老师在内的许多人都感到吃惊。他对抽象概念的理解力，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技能、技巧，都是非凡的。
投师冯·卡门教授
钱学森永远铭记父亲的教诲：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是最有力量的，这便是知识。为此，钱学森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投师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教授。
立志为祖国的科技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是钱学森矢志不渝的信念。冯·卡门曾对钱学森说：“人类要发展，就一定要征服空间，揭开宇宙的秘密。这就离不开航空和火箭技术，离不开空气动力学。而目前还很贫穷的国家和民族，要想赶上强国和富国，更需要有现代科学技术的武装。年轻人，你为祖国服务的思想很好。这对你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需要的。”
冯·卡门向钱学森提出了几个有关力学方面的问题。出乎冯·卡门教授意料的是，钱学森对这些问题竟然对答如流，他感到，这位中国学生具有超越一般学者的智慧和极其敏锐的思维判断能力，于是，当即表示，愿意破格录取钱学森为他的博士研究生。
冯·卡门把数学看作是打开自然界秘密的得力工具和基础技能。所以，他非常注重数学功底。而钱学森恰恰具有扎实的数学基础，并具有潜在的数学优势和天赋，这正好是冯·卡门所乐意见到的。他对钱学森的数学才能和丰富的想象力做了这样的评述：钱学森在许多数学课题上和我一起工作。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他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能成功地把它与准确洞察自然现象中物理图像的非凡才能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他帮助我提炼了我自己的某些思想，使一些很深的命题变得豁然开朗。这种天资是我所不常遇到的，因而，他和我成了亲密的同事。
(节选自魏根发、祁淑英《钱学森》)
现在好了。一天清朗，使你的心境也变得沉静和清爽了许多。你站着，思想和激情会悄悄爬出来，追随你的目光，在你看得见、想得到的地方，拉开绵长的、想象的线。那时，如果你想铺开纸，记下一段旋律，每个音符，都会依照灵感的指令，立即冒出头来，① 。你的全部才智和学问，都会一涌而起，去成就你的事业。那个名叫“创造”的词汇，不经意中或者会与你不期而遇。我是如此看重心境，就像看重天色的清朗。我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自己的心灵，不让它在坚硬的石板上碰伤；更不让污浊的欲念像肮脏的空气，遮蔽心灵的天空。郁闷、愤怒、孤寂、失意、贪欲、妒忌……都难免如同浮云占据心灵；那时，便需要凉爽洁净的风，劲猛地吹过，荡涤浊尘，让心灵的上空重新归于清朗。清朗，是一池不曾污染过的清泉，是一张能随时擦洗干净的黑板，是一片收割之后可以重新耕种的土地，是一片能在深夜更新空气的青青林子。谁的心，都不能永远是一张不曾书写过的白纸。可是，却能及时地换掉那些涂污了的纸张，② ， 面对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
郝柏林，何妨吟啸且徐行
清晨，北京中关村。一位两鬓略见斑白的男人，穿褪色蓝的确良，推着自行车，书包斜挎，精神满满地走向计算中心，周身洋溢着“对一天工作即将开始的期待、兴奋和执着”。二十年后，已在硅谷做了多年工程师的符洪，见到来美国研究访问的郝柏林，觉得眼前的导师还和记忆中这幅鲜明的画面里一样年轻——
那时，他是“文革”后中科院首批增选的最年轻学部委员之一，是中国统计物理学研究的核心人物，还是国内混沌研究的先驱。他最早在国内提倡利用计算机解决复杂问题。
在学生面前，郝柏林毫不掩饰“一直在从事第一线的具体科学工作”的自豪。投身理论物理一甲子，他亲身实践着“两弹元勋”彭桓武先生“用理论物理的知识，解决实践中遇到的一切问题，纵横捭阖，所向披靡”的格言。直到2018年3月7日去世前一天，84岁的他还在与同事发邮件讨论他们合作的著作，去世当天上午还在用笔记本电脑工作。
与郝柏林在中科院共事近30年的刘寄星回忆：20世纪70年代，郝柏林与于渌一起担负了用骨架图计算临界指数的工作，而计算到关键时刻，郝柏林犯病，仍坚持卧床工作。1962年，他在莫斯科大学读研究生时，翻译《量子场论方法在统计物理学中的应用》，只吃点面包喝点茶，创造了一昼夜译出一万字的纪录。同一时期，更具传奇色彩的是，他通过了苏联著名物理学家朗道设计的“朗道势垒”，即一门数学和八门物理组成的理论物理“最低标准”考试——要知道他最初留苏时分配到的是矿业经济专业，通过自学他不仅成功转入哈尔科夫大学物理数学系，还在3年内修完了5年本科课程——可惜考最后两门时，朗道突遇车祸丧失智能，未能由他亲手将其名字写入通过者名录，因此郝柏林也从不对外宣称自己是“朗道的学生”。此前28年间通过该考试者仅仅43人，至少有18人后来成为苏联或加盟共和国科学院院士或通讯院士，更有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后来，即使在理论物理受到严重冲击的“文革”时期，他也没有颓废。一方面积极参与完成胰岛素结构分析、天线小型化、地震活动分析等国家任务，“挨整”时则“躲在家里”求解三维伊辛模型，最终求得的一个封闭近似解，被王竹溪先生称为“迄今最好的结果”。
在“五七”干校劳动时，每天傍晚两三个小时自由活动时间，他就打开自带的木箱子，在上面写作最早的计算机语言——FORTRAN教科书，该书在“文革”后一版再版。
郝柏林从不以聪明人自居，还一再告诫学生，“我见过的自认为聪明的人没有一个做成了事”。相反，这位“科学战士”把老老实实做学问挂在嘴边，身体力行，对学术腐败深恶痛绝。
2007年，郝柏林公开批评某些科学机构领导人“官越大，文章越多”。“要抓科学界领导和政府官员的不端行为”“研究生导师没有权力在学生的每篇文章上署名”“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管理和资助体制必须改变”“警惕用宽容失败掩饰研究资源的浪费”“必须撤销一大批管理和评估机构”……
他也因此招来一些人的嫉恨，引来不少匿名攻击。朋友劝他发声正名，他说，“我也许总的声明一次，以后概不理睬，为人做事，自有公论”。令刘寄星敬佩的是，郝柏林经常慷慨激昂地抨击学术官僚的昏言昏举，纯出自公心，从未有“取而代之”之意。
“他根本不像一些人流传的那样‘严肃地板着个黑脸’，对我们这些做学问的小弟弟，他完全没有门户之见，而且很容易接近。”中科院院士葛墨林记得，第一次见面后，郝柏林夫妇去他家，竟送上一捆用过的计算机程序纸，说背面可以做草稿用。
有学生视他为科学界的鲁迅。11年前，他欣然同意在科学网开博客，自言“至少部分减少‘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的状况”；晚年与友人聚会，念及“文革”中含冤早逝的青年物理家孟宪振，以及遇害的熊大缜(清华叶企荪先生之徒)，其悲愤往往感染在场的每一个人。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7月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