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 来源 |
僦屋出钱号曰痴钱,故赁取值者,京师人指为钱井经商 | 陶谷《清异录》 |
开封“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 | 杨侃《皇畿赋》 |
自村疃而迁于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 | 洪迈《容斋续笔》 |
杭州“城郭广阔,户口繁伙。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 | 吴自牧《梦粱录》 |
时间 |
文件 |
内容 |
2002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
允许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
2014年 |
《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 |
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 |
材料一:在中世纪后期,欧洲逐渐形成了四个精英阶层:国王、贵族、教廷和后起的城市中产阶级。四个精英阶层为各自的利益长期斗争,使欧洲既回不到罗马时代的统一,又达不到一个较为稳定的平衡,逐渐发展出一些弱专制的地域性国家。在斗争中,宗教势力在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以及理性意识形态的冲击下逐渐下降,欧洲的国家力量得以进一步加强;贵族阶层部分转化为国家官僚和资产阶级新贵族,与城市中产阶级一起,共同为欧洲殖民打开了空间,促进了商业和工业技术的发展,也为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提供了条件。
——摘编自赵鼎新《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
材料二:中国古代的精英阶层逐渐结晶为两个主要群体,那就是皇族和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士绅官僚集团,而其中的大部分是由科举出身。即使是那些未进入政府的儒士,也和进入政府者一样,都在预备考试的岁月中培养起了一种儒家意识形态。他们忠君爱国,讲和谐重仁爱,政权和儒家精英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共生关系。这在欧洲是很难想象的,因为很多欧洲贵族精英,拥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权力基地。
——摘编自王国斌《转变的中国》
材料:所谓“原则民主”指的是把民主当作自由和平等这两大人类核心价值的体现而加以赞美的态度。而“程序民主”,指的则是一种把民主当作治理人类社会的最好手段来予以认同的态度。两者的基本差异在于:前者关心的主要是一般意义上的保障社会公正的必要性问题,比较抽象,带有“务虚”的意味,也都带有较强的理想化色彩;后者则更多地关注如何实现人民大众对政治决策过程的实际参与,属于“务实”的精神,也更善于接受客观现实的限制。两者之间不免会发生一些矛盾,但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层面。
——摘编自马克思《世界文明史》
从材料中提出一个论题,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武周政权建立后,武则天继续推行唐初以来行之有效的大政方针,有因有革,所谓“不改旧物,天下惟新”。武则天主持朝政规定州县境内,“垦辟田畴,整修水利”,使民“家有余粮”,则予以升奖,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则必加以惩罚。她能够深刻地认识到“建国之本,必在于农”,“家给人足,则国自安焉”。此外,武则天还积极向边远地区推行屯田、营田,注意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在户数增长上,从永徽时的三百八十户,到她去世时增至六百一十五万余户。武则天以女主君临天下,移风易俗,使社会风俗习惯发生很大变化,对以往的清规戒律和一些陋习进行了改革。如在服饰上,规定妇女出行,不必著幕罗,戴帷帽即可。凡大朝会,妇女可以与百官杂处,鼓励妇女参加有益的社会活动,引进妇女参与朝政,如令上官婉儿“内掌诏命……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
材料: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在得到罗斯福保证其在远东的领土要求的情况下,同意在击败德国 2 至 3 个月后加入太平洋战争对抗日本。
5 月 9 日,德国战败宣布投降,苏联将主要作战力量调集至太平洋战场。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派出约 150 万人的军队,超过 5,000 辆坦克、超过 28,000 门大炮和4,300 架飞机等武器装备。日本方面集结了约 60 万人的军队,1215 辆装甲车和坦克、6700门大炮及 1800 架战机。日军未能预计苏联会这么快便对日宣战……日方将领几乎不能作出有效的指挥。另外苏军使用了运输机把部队空降到各大小机场和城市中心,以及通过空军为超出陆上补给线的部队提供补给。苏军的陆空夹击之下,日军毫无招架之力,最终战败。这一次苏联大获全胜的行动被称为“八月风暴行动”。
——摘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 年》
材料:童庸生,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天资聪慧,勤奋好学。1919年他到成都高等师范学堂求学,1920年加入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并成为主要成员。童庸生与吴玉章、恽代英等一道,以成都高师为基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组织学生深入工厂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工会农会。1923年初,童庸生回到家乡重庆巴县,组织起了“平民学社”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十分注重理论研究和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毛泽东主办的《政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在中共重庆地委的筹建过程中,童庸生做了大量的工作。1926年秋,为了支援北伐,重庆地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动了顺泸起义,童庸生是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30年,童庸生不幸被捕,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摘编自《童庸生:在川渝播种共产主义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