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诞生于五四时期的新诗，关于“大和小”的争论一再出现：新诗应该介入历史现实的“大”呢，还是独抒性灵的“小”？
诗歌有宏大之美，也有细小之美。杜甫《登高》《望岳》可谓宏大，《客至》《见萤火》当属细小。诗可以微小，细小，但不能狭小，渺小；诗可以重大，宏大，但不能空大，疏大。诗无论大小，都要植根于诗人自我的生命体验之上。
正大是杜甫诗歌的重要特点。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就是因为与天下兴亡密切相关。写社稷安危的，天下大事的，皇帝大臣的，边关战事的，这些叙述不可谓不大，但又绝不超出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国破山河在”“烽火连三月”大，但“泪”“心”“家书”“白头发”“不胜簪”这些都是切切实实的小。杜诗不管走多远，看多广，探多深，最后都能回落到灵与肉。他那些隐逸的、非介入的抒写，萤火、蚂蚁、桃树、古柏、新松，不可谓不小，但它们会与诗人的生命密切联系在一起，物中有人，融入自己的感情，这是他能以小见大的秘密。因此，诗的大小并不以题材论。并非写国家、写社会、写世界就大，也并非写个人、写身体、写日常生活就小。诗的大小关键还在思想境界。
（摘编自师力斌《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诗歌对新诗的启示》）
材料二：
“风骨”在刘勰的阐释中，主要指作品中蕴含的精神气质和文辞气韵。此后，“风骨”既含有道德修养、人格气质方面的内涵，亦成为诗歌辞章的一种审美标准，被盛唐诗人所崇尚与延续。在历史的变迁中，“风骨”不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界充斥着低俗、粗俗、媚俗之作，这样的诗作缺乏“风骨”。因此，新诗急需反躬自省，重新建构“风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诗歌气韵。
继承与发扬风骨的关键在于诗人要有风骨，具体而言则是指诗人应秉持使命感与责任心。诗人应有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情怀，应有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家国情怀，应有王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正气。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华诗魂”的艾青一生心系大堰河那样的劳苦大众，曾写出《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忧国忧民的诗作，这正是使命感与责任心的体现，是中国风骨在现代诗人身上的延续。然而当下许多诗人沉溺于写“小我”的日常琐碎、鸡毛蒜皮，缺乏时代风骨，究其原因在于缺乏作为诗人的使命感与责任心。
其次，诗歌在内涵上需要建构中国风骨。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虽然不少诗歌在内容上所呈现的是自恋与矫情的“小我”情绪，成为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记录，轻浅琐碎，没有思想、内涵和意义，但是，艾青《我爱这土地》一诗中浓厚的家国情怀，曾卓《悬崖边的树》一诗中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食指《相信未来》一诗中蕴含的坚定信念，吉狄马加《我，雪豺……》中对人类生态、人与自然关系的忧虑，正是现代风骨的典型特征。新时代的新诗需要延续中国风骨的血脉，创作出充满正气、具有崇高感的佳作，建构新时代的诗歌风骨。
此外，新诗在语言文辞方面亦需要有“风骨”。刘勰认为：“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这句话清楚地阐释了“风骨”与“辞采”之间的密切关联。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诗作不讲究文辞，直白浅近，“风骨”荡然无存。跳跃性、非逻辑性、写意性、含蓄、凝练、雅致等作为诗歌语言的特质，需要新诗语言在不断的锤炼和打磨中形成。唯其如此，新诗才能传达出内在的精神风骨和新时代气韵。
（摘编自罗小风《新时代诗歌需要中国风骨》）
材料三：
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变”是新诗的根本。一些论者认为，新诗的新，就在于它对旧诗的瓦解，新诗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变化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新诗的“变”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永远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中国诗歌的“常”来源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重新尊重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振衰起弊的前提。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以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纯净内向的李商隐，哀婉悲痛的李煜，愁思满怀的纳兰性德，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常常是和对家国兴衰的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忧国恤民的诗作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在现代社会，尽管现实多变，艺术多姿，但这个“常”是难以违反的，是优秀的新诗作品必须尊重的“常”。诗之为诗，在审美标准上也有一些必须尊重的“常”。以为新诗没有艺术标准，无限自由，是一种危害很大的说法。凡艺术皆有限制，皆有法则。歌德在《自由和艺术》中说：“在限制中才能显出身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审美要义就是诗对形式感和音乐性的寻求。从古朴典雅的《诗经》和汪洋恣肆的《离骚》开始，乐府诗、绝句、律诗、词曲都离不开和音乐的联姻。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徐志摩在他的《翡冷翠的一夜》中加强了形式感和音乐性，闻一多认为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形式感和音乐感，这是评判优秀的新诗作品的基本标准。
新诗，新其形式需是诗。在“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摘编自吕进《新诗的“变”与“常”》）
初雪（节选）
路翎
司机刘强和他的助手王德贵所在的汽车连，奉命从前线附近的地区往后方运送一批朝鲜老百姓。这些朝鲜人在敌人的炮火射程内顽强地生活了好久了，他们是因为紧急的军事情况而疏散的。刘强和王德贵的车子排在最后一辆开出，因为他们这一车全是年老的和年轻的妇女，带着一群孩子和很多的零碎东西。在十一月末的严寒的黄昏里，天色很快地黑下来了，前沿的炮声激烈起来了，山谷里震荡着一阵阵巨大的、单调的回声。妇女们的这些零碎的日用的东西，引起刘强许多感触。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者来到他的家乡上海附近的时候，他的母亲和姐姐带着她们的篮子、罐子、大包小包爬上一辆拥挤的汽车，那时候他才十七岁，他讨厌这些破旧的东西，觉得它们没有价值，但是妇女们绝不肯丢掉它们。那时候他还不懂得在那些残酷的年代里人民生活的艰难。朝鲜妇女们的这些旧包裹，这些帘子、草席，这些盆子罐子，在他心里唤起了温暖的感情。这些东西仿佛在对他讲述着艰苦和贫穷，讲述着妇女们一两年来在炮火下的流血奋斗。放到车子上去的任何一件小东西，都叫他觉得这是对敌人的一个胜利。车上装得差不多了，他却继续在那里一件一件地往上搬着。看着这种情形，年轻的助手王德贵有些焦急了。
“不行啦，再耽搁咱们要赶不过去啦。”
“行！”刘强决然地大声说，接着他用愉快的鼓动的口气说，“来吧，小王，想个办法替这位阿妈尼把背夹绑在车子后边……这样那两床炕席也放的下啦。”
“这破炕席有什么用呀！”
“老百姓过日子什么都有用的，——哪怕是破炕席，能丢在这里叫敌人一炮打掉么？”
他的愉快而活泼的声音忽然变得严厉了，并且那闪耀的眼光向着王德贵瞪了一眼。从来不发脾气的刘强，个性其实是非常刚强的。王德贵本来想说：“叫炮打掉的东西多呢！”可是说不出口了。
终于把所有的比较大的东西都安置好了。助手王德贵已经跑去发动了马达，他担心着，迟了公路上车多，赶不过封锁线。听见马达声，刘强就很沉重地向着司机台走去了，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因为听见了车上面传出来一个婴儿的啼哭声。
那孩子就在母亲的胸前愤怒地哭着。刘强叫那母亲把孩子给他，他说，可以把这婴儿带到司机台里面去。做母亲的迟疑了一下，但这时刘强已经伸手把孩子抱过来了。
“辛苦啦，谢谢的……”那母亲激动地说“不谢！小王！”刘强喊着，为了免除那母亲的不安，他特别用一种愉快的、幽默的腔调大声喊道：“来，小伙子，咱们找到一个活儿干啦！"
“这活主要是你的！”刘强愉快地说，不由分说地把孩子塞在王德贵的手里了。
“这怎么好弄呢，我不会抱孩子呀！”那十八岁的青年助手说。
“咄！”他说，“做这么回妈妈不委屈你，将来你还不是得有儿子！”
王德贵很不满意——这老司机今天太婆婆妈妈了，妨碍完成任务怎么办呢——然而他仍然羞怯地笑了。他捧着孩子的那姿势实在笨拙，就像捧着一盆热水似的，车上的妇女们也都笑起来了。王德贵很不满意这些笑声，浑身热辣辣的。
敌机临空了，照明弹一直从前面挂过来了。刘强的脸上马上有了凛然的、严肃的神气，司机台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迎着寒风，这台嘎斯车投入了公路上的激烈斗争。
大雪纷飞……天渐渐地亮起来了。周围的景色，覆盖着雪的土坡、田地，大雪中倔强地弹起来的弯屈的黑色的树枝，可以模模糊糊地看见了。离目的地只剩下了十里路。车上的妇女们都醒着。她们披着被单和旧衣，默默地承受着这场大雪。这里就要到她们新的家了。忽然地那个用花格子头巾包着头的、浓眉毛的姑娘唱起歌来。几个年轻的妇女跟着唱起来，最后全车的妇女，都唱起来了。
这一车冻僵了的、疲困的妇女，整夜都一声不响，顽强地抗击了那向她们袭来的敌机和严寒，现在唱起来了。她们就要到达她们新的家，她们欢迎这场雪，听着司机台里那个孩子的哭声，唱起来了。于是一下子这台车从困顿和沉默里醒来，被一种青春的、欢乐的、胜利的空气鼓舞着——最后这几里路，是载着歌声飞驰着的。
人们开始下车，被歌声和大雪所激动。司机和他的助手走了出来，在迷茫的大雪中笑着；司机的手里，捧着那个又睡熟了的孩子。
大家沉默了，站在纷飞的大雪中。王德贵抱过了孩子并且把他高举了起来。大家看着王德贵手里的孩子，又看到刘强的染着血的大衣和苍白、微笑的脸。那个做母亲的奔上来接过她的孩子，眼泪流出来了。她抓住了王德贵的手，把她的头在他的肩上靠了一靠，又跑向刘强，把头靠在他的没有负伤的结实的右肩上。
忽然地王德贵走向那个母亲，问着：“阿妈尼，这孩子他的姓名？”
母亲来不及回答，有七八个声音叫起来了，说，这孩子叫金贵永！
“金贵永，记着了！”王德贵红着脸说。
“金贵永，再见吧！”刘强说，显出了王德贵先前见过的那种严肃的、沉思的、父亲般的神情，俯下头去，在那母亲的臂弯里吻着孩子的脸。
迎着这飘落在她们的土地上的今年的最初的雪，妇女们静静地站着。大雪无声地、密密地降落着，这台车后面的那两条很长的黑色的车迹很快地就被大雪盖住了。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北京（有删改）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寻登进士第。
宰相董晋出镇大梁，辟为巡官。府除，徐州张建封又请其为宾佐。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调授四门博士 ， 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阳山令，量移江陵府掾曹。
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俄有不悦愈者，摭其旧事，言愈前左降为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颇厚，均子锷凡鄙，近者锷还省父，愈为序饯锷，仍呼其字。此论喧于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
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愈为行军司马。淮、蔡平，十二月随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节选自《旧唐书·韩愈传》)
①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
②近者锷还省父，愈为序饯锷，仍呼其字。
太白岭
王安石
太白巃嵷①东南驰，众岭环合青纷披。
烟云厚薄皆可爱，树石疏密自相宜。
阳春已归鸟语乐，溪水不动鱼行迟。
生民何由得处所，与兹鱼鸟相谐熙。
（注）①巃嵷（long sǒng）：山势高峻的样子。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特点的学术著作。此书写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__________于作者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讲授《乡村社会学》课程的经历。最初费孝通参考美国的教材授课，上过几轮后，他利用自己的社会调查成果__________，以中国基层传统社会——农村为对象，边研究边授课，并撰写了14篇文章，之后整理汇成此书。
作者基于自己田野调查的丰富积累为基础，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思考，尝试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作为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论著，《乡土中国》对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__________的用语和__________的阐述，大大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
所谓城市文化标志，就是表示城市文化特征的一些符号、元素、标识等，它是一个城市的文化象征。城市文化标志大多以具有标志性的建筑物、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著名的自然人文景观、重要的历史文化名人等为象征，显示出一个处于地域文化中的城市的历史内涵、文化形象与文化特征。城市文化标志是最能代表一个城市文化个性的具体事物，具有文化象征的特殊意义。
课文题目：
推荐理由（100-120字）：
有一份爱，是“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有一种坚守，是“哪怕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这份表白来自于一名年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宋阿毛，他和战友共同牺牲的地方就在异国他乡的长津湖。
有人说：“《长津湖》电影结束后，等了十几分钟没有彩蛋，走出电影院看到外面灯火辉煌，高楼林立，热闹非凡，想来便是最好的彩蛋。”是的，这繁华盛世，是无数革命先辈所憧憬的未来；这万家灯火，是千千万万名战士用生命和鲜血拼来的。穿越时空，一个没有硝烟的时代，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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