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青蒿素产业化带来的双创启示
草容
屠呦呦荣获诺奖，是对她个人的奖励，也是对青蒿素产业化的褒奖。屠呦呦之所以能在科研成功40多年后获奖，是由于青蒿素在使用中所产生出的巨大社会影响，为这一奖项的实至名归，增添了厚重的分量。这其中，产业化功不可没。由屠呦呦获奖，我们更可一探科研与产业化之间的关系。
创新与创业，这样的双创可以相辅相成。屠呦呦取得的无疑是原始创新成果。对于疟疾这个古老的病种，全球曾经有100多个国家受此困扰，每年感染人数达上亿，无数生命在蚊蝇肆虐中被夺去生命。在屠呦呦获奖前，已有4位科学家，因与抗疟疾有关的科研而获得诺贝尔奖。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人类的顽强阻击下，疟疾疫情已大大缓解，只在非洲地区，疟疾仍是一些国家棘手的病疫。作为生物世界的一部分，疟疾从来都在不断变异中重获新生。为此，科学家也总在寻找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武器。面对当时疟疾对国际主流抗疟疾药物产生的抗药性，屠呦呦另辟蹊径，从中药中找到了青蒿素，从而为人类又一次战胜这一致命顽症提供了保证，这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
但在我国，在屠呦呦的科研产出成果的20世纪70年代，疟疾显然已不是急迫的疫情，于是这一成果没有受到像国际社会那般的重视。此外，艰辛的产业化过程，也使青蒿素没有较快产生出广泛的社会影响。青蒿素是科学发明，而走向大规模产业化的却是复方蒿甲醚。复方蒿甲醚的奇特功效，正是由于其对青蒿素和本芴醇的配伍研究所得。然而，即便是功效如此之好的药物，如果不能送到最需要的患者手中，它也不可能产生出广泛的社会影响。正是由于药物的拥有者军事医学科学院与诺华公司开展的大规模合作，才使复方蒿甲醚快速走向了国际市场。2001年，世卫组织向非洲推荐了这一药物，使这一地区的疟疾死亡率下降了九成，当病愈出院的患者们高呼“中国神药”时，国际社会已经深深地记住了屠呦呦——这个降伏疟疾之魔的人。如今，复方蒿甲醚已通过85个国家和地区的药品注册，是美国F DA 批准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青蒿素类药物为基础的复方抗疟药。
我们不能断定如果没有后来的青蒿素产业影响，还会不会有屠呦呦的获奖。屠呦呦当年的科研成果，没有及时保护好知识产权，没有及时产业化，那是她所处时代的局限。今天全社会都在为“双创”提供良好的条件，我们完全可以缩短从创新到实现产业化的过程。埋头创新，主动创业，科技工作者和全社会都应该增强这样的意识，当这样的局面形成时，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创新成果变为社会财富，而创业也是对创新成果的最好保护，世界也将由此变得更加美好。
A . 疟疾这个古老的病种，使全球100多个国家受此困扰，每年上亿人被感染，无数生命在蚊蝇肆虐中被夺去。
B . 屠呦呦荣获诺奖，不仅是她科研创新的结果，也应归功于青蒿素产业化后在使用中产生出的巨大社会影响。
C . 在人类的顽强阻击下， 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除非洲地区外，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疟疾疫情已大大缓解。
D . 在疟疾对国际主流抗疟疾药物产生抗药性的情况下，屠呦呦从中药中找到了青蒿素，为降伏疟疾提供了保证。
A .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疟疾在非洲地区肆虐的原因是疟疾不断变异，对国际主流抗疟疾药物产生了抗药性。
B . 青蒿素大规模产业化的结果是青蒿素和本芴醇的配伍研究所得的、被患者誉为“中国神药”的复方蒿甲醚。
C . 如果没有后来的青蒿素产业产生的广泛影响，屠呦呦的发明就不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就不会获得诺贝尔奖。
D . 复方蒿甲醚的拥有者军事医学科学院与诺华公司的大规模合作，才使青蒿素成为一个产业，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A . 从青蒿素的发明和产业化，可以看出“双创”结合，创新成果变为社会财富，创业对创新成果提供最后的保护，两者相辅相成。
B . 好的科研成果如果不能及时产业化，就不能保护好知识产权，所以科研成果必须尽快产业化，发挥其社会效益。
C . 创新与创业的关系，就是科研与产业化之间的关系，“双创”相辅相成，既鼓励科技工作者投身科研，又促使科研成果发挥社会效益。
D . 不仅科技工作者要增强埋头创新，主动创业的意识，全社会也应该增强这样的意识，为“双创”提供良好的条件。
张存浩：中国化学激光奠基人
张存浩，祖籍山东无棣县，1928年出生在天津。父亲张铸，曾留学美国，回国后担任天津化工局高级工程师。母亲龙文瑗，云南哈尼族人，知书达理。由于父亲工作忙，张存浩是在母亲的教育下长大的。张存浩两岁时，母亲便开始教他读书识字，同时给他讲有意义的历史典故和做人的道理，希望他将来能像父亲一样成为一个有知识、爱国的人。渐渐地，在母亲精心启迪、教诲下，张存浩对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上学后成绩一直很好。
然而就在张存浩按部就班读书时，震惊中外的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侵略者大规模入侵，并在沦陷区学校推行奴化教育。面对这种情况，心有民族大义的龙文瑗不愿儿子接受这样的教育，与丈夫商量后，毅然把9岁的张存浩送到重庆，请他在重庆大学任教的姑姑、姑父代为抚养。张存浩的姑姑、姑父悉心照料、培养着张存浩，或许是受姑姑、姑父潜移默化的影响，上中学后张存浩对物理和化学情有独钟，学起来劲头十足，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回来向姑姑、姑父请教，成绩在班级里始终名列前茅。姑姑、姑父身上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献身祖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的言行，对张存浩影响很大。
没多久，这种相对平静的学习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肆虐中被打破。目睹日军的恶行，屈辱感在年少的张存浩心中不断升腾，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用知识报国、救国，绝不能让日本人再这样肆无忌惮地欺负我们！”从此他学习更加刻苦。
1943年，刚学完高二课程的张存浩便以优异成绩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第二年又转入重庆中央大学化工系。1947年，完成大学学业后又考上天津南开大学化工系研究生。1950年张存浩获得了美国密西根大学化学工程硕士学位。1950年下半年，当时朝鲜战争刚爆发不久，原本想继续读博的张存浩，从中美对待朝鲜的迥异态度上敏锐地感到，两国关系将日趋紧张。想到此，他决定放弃读博深造，迅速回国。
回到祖国，张存浩暂居北京，不久收到了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四家著名高校和科研单位发出的邀请。正在张存浩抉择之际，一天，时任东北科研所大连分所所长的著名物理化学家张大煜找到了他。一位年长自己二十多岁的前辈科学家如此看重自己，亲自登门相邀，张存浩深受感动，当即点头答应，当晚便随张大煜乘火车前往大连。开始了实现报国梦想的科研人生。
20世纪50年代初，地域辽阔的中国只在玉门有块很小的油田，产量很低，根本满足不了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国家将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的重任交给了“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年轻的张存浩接下了科研生涯中第一个重要课题。经过一段时间反复攻关，他和同事们终于研制出一种新型催化剂，做到能从每立方米煤气中得到200克产品，不仅超过当时国际上从每立方米煤气中得到160克的最高水平，更是将美国只能得到150克的水平甩在了后面，一举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就在这时，我国发现了大庆油田，合成油研究很快被叫停。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面临西方国家的核威胁，提出了独立自主制造原子弹的计划。火箭推进剂作为原子弹发射的重要燃料，被提升到发展国防尖端技术与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领导指派张存浩迅速转向火箭推进剂的研究，同时任命他为该项目负责人，这一次张存浩又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张存浩和同事们首次提出了固体推进剂燃速的多层火焰理论，完成了科研任务。
自1960年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问世后，激光便因亮度高，不需强大电能，而在军事、民用方面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成为国际科学界研究的热点。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几家单位也开展了相关研究和探索，有的做气动激光，有的做自由电子激光，有的做化学激光……但功率都不高。张存浩经过认真思考认为应该搞化学激光。随后成立了“化学激光研究室”，张存浩被任命为室主任。经过半年努力，研究室便将激光的功率从0.3瓦提升至100瓦，并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超音速燃烧型氟化氢、氟化氘激光器，整体性能指标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此后，张存浩在化学激光器研发上不断攻关，引领着中国这一领域的发展。1979年，他提出研究波长更短的氧碘化学激光，经过数年奋战，于1985年在国际上首次研制出放电引发脉冲氧碘化学激光器。1986年，张存浩担任了“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但仍没停止化学激光研究的脚步。1992年，张存浩牵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连续波氧碘化学激光器。多年来，他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一系列国内科学界大奖，他也因此赢得了“中国化学激光之父”的美誉。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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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存浩，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物理化学家，中国高能化学激光奠基人。荣获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有记者采访张存浩时问他：“您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张存浩回答：“从青年时代起，我为自己树立的最大人生理想，就是报国。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科研的方向！”
（摘编自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