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艺术创作者来说，或早或晚，都会遭遇到这个问题——为谁创作、为谁立言？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目前，文艺界普遍认识到，只有与身处的时代积极互动，深刻回应时代重大命题，才会获得艺术创作的蓬勃生机。然而，在创作实践中，还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困惑于现实如此宏大丰富，以至于完全超出个人的认识和表现能力。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现实太精彩了，它甚至远远走到了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是的，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随时发生着习焉不察而影响深远的变化。这就为作家、艺术家观察现实、理解生活带来巨大困难。对于他们而言，活灵活现地描绘出生活的表象，大约是不难的，难就难在理解生活复杂的结构，理解隐藏在表象之下那些更深层的东西。那么，这“更深层的东西”是什么呢？
去过天安门广场的朋友一定会对矗立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印象深刻，许多人都能背得出上面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再次诵读这段话，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改天换地的宏伟现实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当之无愧是时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认识到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感受到奔涌的时代浪潮下面深藏的不竭力量，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一个时代，认识沸腾的现实。
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是为了从理性和情感上把自己放到人民中间，是为了解决我是谁、我属于谁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以来，无论是经历革命与战争考验的现代作家，还是上世纪80年代那批经历了知青岁月的当代作家，他们内心其实都有一方情感根据地，都和某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建立了非常深切的情感关系。这些作家是属于某个情感共同体的，这个共同体时刻提醒着他，他的生命和创作与这世界上更广大的人群休戚相关。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或许并不是我们的读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广大人民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理解时代的依据。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诚然，娱乐和消费也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一部分，但是，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会深深感到，我们就生活在那些为美好生活、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人们中间，理应对我们的共同奋斗负有共同责任。我们有责任通过形象的塑造，凝聚精神上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认同，是与新时代伟大历史进程的同频共振，作者和艺术家只有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儿子，积极投身于人们争取美好未来的壮阔征程，才有能力创造出闪耀着明亮光芒的文艺，照亮和雕刻一个民族的灵魂。
（摘编自铁凝《照亮和雕刻民族的灵魂》）
题朱庆馀①所居
贾岛②
天寒吟竟晓，古屋瓦生松。
寄信船一只，隔乡山万重。
树来沙岸鸟，窗度雪楼钟。
每忆江中屿，更看城上峰。
［注］①朱庆馀：曾有“画眉深浅入时无”诗句，得张籍引荐，考取进士。②贾岛：范阳人。文宗时被排挤，贬长江主簿。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在中国逐渐主导中国文艺批评的权威，掌握了很大程度上中国文艺批评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实践。部分文艺批评工作者用从西方直接“拿来”的新奇概念和批评方法，导致中国本土文艺批评话语产生“失语”的焦虑。此类批评，（ ），是明显的逻辑谬误。
中国文艺是中华民族生活思想、情感的经验书写和审美表达，任何脱离文艺现实土壤的文艺批评，只能是隔靴搔痒。文艺批评工作者需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深厚的文艺修养。然而，在当前的市场经济大潮中，部分文艺批评工作者在世界功利的驱使下失去了真诚。有的为了市场需要，穿凿附会，捕风捉影，哗众取宠。文艺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文艺作品，任何脱离对象本体的文艺批评都是空洞无力的。然而，当前一些文艺批评常常表现出脱离对象本体的空泛化倾向。这类文艺批评往往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不知所云；从作品中某个不重要的细部出发，妄加演绎，以偏概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真正的文艺批评应该是及物的，紧紧围绕批评对象，在细读作品的基础上，按照文艺的特点与规律，进行美学的、历史的、客观的、科学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