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家为什么崇古抑律？______________古体与律体之辨跟诗歌史联系起来，就是古体的典范——汉魏晋诗与律体的典范——唐诗之辨。
①那么，为什么讲求声律、对偶等形式技巧就是品格低呢？
②他们认为，诗歌的审美方面、形式技巧方面对于人的道德修养没有正面的价值。
③以这种价值观去看诗歌的体裁样式，古体诗就高于律诗。
④既然诗歌的审美方面没有价值，本来可以不讲，但是如果要进入到诗歌领域去谈诗的话，那么，形式方面人为的工巧因素越多，其价值就越低。
⑤抛开诗歌的内容不论，单从形式上看，近体诗要讲求声律、对偶等，这些讲求在理学家看来，是其在品格上低于古体诗的重要原因。
李白传
李白，字太白，山东人。母梦长庚星而诞，因以命之。十岁通五经。自梦笔头生花，后天才赡逸。喜纵横 ， 击剑为任侠，轻财好施。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中，日沉饮，号“竹溪六逸”。
天宝初，自蜀至长安，道未振，以所业投贺知章，读至《蜀道难》，叹曰：“子，谪仙人也。”乃解金龟换酒，终日相乐。遂荐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时事。因奏颂一篇。帝喜，赐食，亲为调羹，诏供奉翰林。尝大醉上前，草诏，使高力士脱靴。力士耻之，摘其《清平调》中飞燕事，以激怒贵妃。帝每欲与官，妃辄阻之。白益傲放，与贺之章、李适之、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饮酒八仙人”。恳求还山。赐黄金，诏放归。
白浮游四方，欲登华山，乘醉跨驴经县治，宰不知，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敢无礼？”白供状不书姓名，曰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宰惊愧，拜谢曰：“不知翰林至此。”白长笑而去。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 ， 著宫锦袍坐，旁若无人。禄山反，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辟为僚佐。璘起兵反，白逃还彭泽。璘败，累系浔阳狱。初，白游并洲，见郭子仪，奇之，曾救其死罪。至是，郭子仪请官以赎，诏长流夜郎。
白晚节好黄、老，度牛渚矶，乘酒捉月，沉水中。初，悦谢家青山，今墓在焉。
——选自《唐才子传》
①帝每欲与官，妃辄阻之。
②白游并洲，见郭子仪，奇之，曾救其死罪
（一）
①李白是唐代诗坛最为耀眼的巨星之一。在他的诗作中，山水诗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往往不是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如实地具体描写山水景色，而是将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酝酿于心中的诗情幻化成绮丽非凡、惊心动魄的诗意境界。
②李白的山水诗以丰富的生活为基础，当平常的语言不足以表达其激情时，他就以种种瑰丽奇异的想象，制造出一个虚拟的理想世界，抒发蓬勃的激情。如他的著名诗篇《梦游天姥吟留别》，因梦而游，飘然而至，谢公屐、青云梯、海日、天鸡、闪电、鸣雷、石洞、神仙，纷至沓来。意境的描绘，全无刻意安排的迹象。这就是李白的山水诗，情从诗中自然喷发。
③夸张是诗人常用的手法，然而李白在山水诗中，常常用极致夸张的手法咏唱大自然的杰作，酣畅地抒发自己的情感。《蜀道难》中为了强调秦蜀交通阻隔时间之久远，他说“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为了显示蜀道的高耸，他说“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连为太阳驾车的六龙至此也要掉头东返；为了突出青泥岭山路之盘曲，他又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这些极度的夸张，虽不符合事物实际，却有力地突出了蜀道的艰险雄奇。蜀山之险，蜀道之难，在夸张的描写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艺术表现。在这样的基础上，李白情不自禁地咏叹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④李白还有一些山水诗弥漫着飘逸超脱的仙心。在《山中问答》中，他诡秘地说：“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注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碧山”是李白向往的，它不同于喧嚣的人世，在那里李白获得的是一种闲适逍遥。置身于这样的境界中，李白脱离名利的纷繁，洗去凡俗的污垢，超脱了世俗功利。诗中的自然山水与诗人的自我形象融为一体，让人回味无穷。
【注】窅（yǎo）：深远。
（二）
诗是大众化还是小众化，从新诗诞生起，就一直在争论中。其中，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平民化还是贵族化。
对同一位诗人来说，大众化倾向和小众化倾向也常常是“并存”的。李白有《静夜思》，也有《蜀道难》；老杜有三吏三别，也有《北征》。推出大众化的《死水》的闻一多，也出版过小众化的《红烛》；写过小众化的《雨巷》的戴望舒，也写过大众化的《元日祝福》。朦胧诗似乎是小众的，但是诸如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之类的名句却得到广泛流传。当然，一位诗人总有他的主要审美倾向。李金发基本是小众化诗人，田间基本是大众化诗人。在一些诗人那里，主要审美倾向还会发生变化，殷夫、穆木天、艾青、何其芳等都是由小众化转向大众化的诗人。
诗终究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大众化和小众化倾向还与诗的外在环境密切相关。当生存关怀成为诗的基本关怀的时候，例如发生战争、革命、灾难的年代，大众化的诗就会多一些。当生命关怀成为诗的基本关怀的时候，例如和平、和谐、安定的年代，小众化的诗就会多一些。
大众化和小众化的诗都各有其美学价值，不必也不可能取消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但是，艺术总是有媒介化倾向，诗终究以广泛传播为旨归。大众传播有两个向度：空间与时间。不仅“传之四海”的空间普及，“流芳千古”的时间普及也是大众化的表现。李贺、李商隐生前少知音，但他们的诗歌几千年持续流传，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诗歌的这种隔世效应也是一种常见的大众化现象。唐诗宋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也是大众化程度最高的诗歌时代，只要是中国人，大多能背出几首佳作。唐诗宋词成了中国人文化身份之一。白居易和柳永是很值得后世研究的代表。
胡适倡导新诗时，就很推崇白居易和他领军的新乐府。“但伤民病痛”的白居易推进了杜甫开辟的现实主义，“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从《赋得古原草送别》到《长恨歌》，再到贬居江州的《琵琶行》，白居易有明确的大众化艺术追求，他的不少诗篇也最大限度地产生了大众化效应。白居易的诗广布民间，传入深宫，当时凡乡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到处题有白诗，有些歌妓因能诵《长恨歌》而“增价”。元稹为《白氏长庆集》写的序言里有这样的叙述：“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新乐府用口语，但徒有乐府之名，实际和音乐没有多少干系，而柳永的词却充分运用音乐作为传播手段。他熟悉坊曲，和歌伶乐伎合作，使词插上音乐的翅膀。叶梦得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新诗拥有唐诗宋词时代没有的现代传播手段，像诗的网络生存，就是古人远远不具备的条件。但是，新诗实际上很小众。和唐诗宋词相比，新诗的大众化存在诸多困难。年轻的新诗不成熟，甚至迄今没有形成公认的审美标准，诗人难写，读者难记，没有像唐诗宋词那样化为民族文化传统，至今游离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文化生活之外；新诗的发生更多地取法外国，不来自民间，不来自传统，也不来自音乐，主要借助默读，与朗诵尤其与音乐的脱节成为传播的大难题，把声音还给诗歌乃当务之急；和白居易的“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不一样，当下有些诗人信服“私语化”倾向，使得公众远离诗歌。高尔基有句话还是有道理的：“诗人是世界的回声，而不仅仅是自己灵魂的保姆”。
无论是小众还是大众，新诗都需不断继承创新，在多样化格局中努力争取传播的大众化效应。
（改编自吕进《诗歌的大众与小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