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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银 | 500 | 181 | 130 | 100 | 38 | 23 | 14 | 13 | 100 |
时间 | 重要现象 |
1921年 | 梁漱溟出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公开打出“东方化”和“新孔学”的旗帜 |
1922年 | 留美归国学者梅光迪﹑汤用彤等创办《学衡》杂志﹐旨在整理国故﹐昌明国粹 |
1923年 | 留欧回国学者张君励在清华大学演讲《人生观》,反对科学对人生观的支配 |
1925年 | 章士钊创办《甲寅周刊》,激烈反对向西方学习的新文化运动 |
材料一:清末民初,中国电影萌芽。在照做和模仿西方电影的同时,中国早期著名电影人郑正秋开始把中国传统的“载道”“教化”思想观念带入电影理论。中国电影应如何定位并确定发展方向,是具有先进理念的电影人普遍思考的问题。在昌明电影函授学校的讲义中,周剑云和汪煦昌明确提出“影戏之使命”有以下几点“赞美一国悠久的历史;表扬-国优美的文化;代表一国伟大的民性;宣扬一国高尚的风....”在他们看来,当时的中国人之所以“惧外”“媚外”,是因为所看到的电影尽是表现外国生活的美好,而表现中国人的则尽是些野蛮、腐败、卑鄙、龌龊内容。他们从电影人自身的使命出发,将电影视为重建中国文化自信的利器,要为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争得国际平等地位。
——摘编自李少白《中国电影史》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里,国家文化宣传部门引进外国影片857部,其中苏联电影
独占49%。20世纪60年代,中国电影理论建构具体表述为电影的“民族形式探索”,将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思维注入镜头语言和形式结构之中,因而产生了《林则徐》《林家铺子》《枯木逢春》《小兵张嘎》《早春二月》等一大批优秀作品。此后,林年同总结出中国电影独特的“单镜头一蒙太奇美学”理论,这无疑打破了 世界电影长期存在的“长镜头”和“蒙太奇”理论界限,对世界电影理论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摘编自尹红《新中国电影史》
材料: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
上图为1900~2020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示意图。根据材料,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进入战国时代,随着古代的宗族土地所有制的崩溃,各国纷分进行田制改革.实现国家授田制。各国当时的授田标准基本上是“一夫百亩”。李悝所制定的“每夫扶五口,治田百亩”,孟子所倡导的“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和荀子所谓的“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等都印证了这一标准。这一百亩是国家制定征税数量的标准亩积,并非实授面积。不同地区的土地质量差别很大,都按每夫百亩授予是行不远的。授田制的目的是把农民束绰在土地上,课之以税。战国时代授田农民的经济负担主要有三项:票米之征、布常之征、力役之征,其饱的还有房屋税、桑蚕税、牲育税、关税、市税等等。授日制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地对国有土地再分配的运动,土地一经授予,可以子孙传袭,以为世业。到战国末期,国家对土地只有行政管理权,农民上交国家的产品只具有赋税性质而不再具有地租性质.租税开始分离。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20世纪30年代以后,德国问题逐渐成为欧洲的主要问题。英、法对意大利政策从全局来说,需要服从于对德斗争的策略。因此,英、法在谋求对德缓和的同时,努力争取意大利的合作以求共同被制德国。法国认为,同意大利接近,可以成为对付德国破坏现有公约的有效手段。1933年12月7日,英国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和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赖伐尔拟定了《意大利一埃塞俄比亚冲突的共同解决纲领》,又称《霍尔一赖伐尔协定》。协定建议:埃塞俄比亚将欧加登省等共60000多平方英里的土地(相当于埃全部领土的2/3)割让给意大利;将埃塞俄比亚的南部领土划为“意大利经济发展和居留的地区”;作为交换,埃塞俄比亚可以得到意属厄立特里亚一条仅3000平方美里的狭长地带作为出海口。该协定虽因埃塞俄比亚的激烈反对未获得通过,但其恶劣影响不言自明,1936年5月,意大利军队正式吞并埃塞俄比亚。
——摘编自刘德斌《国际关系史》
材料:吴焕先(1907- 1935年),河南省信阳市新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夏,吴焕先从麻城蚕业学校毕业,家长要吴焕先出门谋亭赚钱,吴焕先说:“我做事要做大事,绝不做贪官污吏,落个臭名声。”1927年1月,吴焕先领导农民群众向土豪劣钟发起“年关借粮”斗争。1927年9月,领导当地农民群众掀起“九月暴动”11月率农民武装参加黄麻起义,参与创建鄂豫院苏区,并粉碎了敌人对苏区的进攻。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吴焕先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总司令。11月吴焕先在党的领导下,在湖北黄安重建红二十五军并任军长。在国民党军重兵划区“清剿”、苏区大部良失的严峻形势下,吴焕先指辉部队恢复和开辟了一系列根据地。1934年11月,奉中共中央指示,吴涣先率军进入陕西南部秦岭山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7月,在获知中央红军准备北上的消息后,他毅然作出西进甘肃、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决定,指挥红二十五军挥师猛进,有力地配合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北上。1935年8月在甘肃泾川四坡衬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8岁。
——摘编自陈忠贞《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