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337年—1453年，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唤醒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民族感情，对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和民族意识觉醒产生了巨大影响。从 14 世纪开始，西欧各国出现了使 用本民族语言的浪潮，用英语翻译的《圣经》奠定了英国民族语言的基础。恩格斯说：“语族一旦划分……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14 世纪末，欧洲的封建体制向近代政府体制过渡，民族国家化（“民族”从它的自然状态转化为“国家”的政治形态）的进程启动了。在这些新型国家中，君主是国家权力的金字塔顶，“君主的利益不再只与贵族的利益相吻合， 而是扩展到与全民的利益相吻合”。随着民族国家兴起，从前那种只知有教，不知有国的情况发生变化。中世纪文明那种孤立性、分散性的特点， 开始朝全国性、统一性、以及以公利和公权为主的方向演变。
——摘编自李肇忠《近代西欧民族主义》
材料二：自鸦片战争以来，“亡国灭种”的遭遇使得原有的国家认同不断被摧毁，这极大地引发了人们的思考。梁启超认为，“夫所谓……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只有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 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认同感，中国方可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古、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
——摘编自暨爱民 《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材料一：周王通过诰、誓、命等文书来管理国家，这一时期的公文文种及数量还很有限，较为系统的行文关系尚未形成。秦汉时期的公文文种与数量开始大幅度增加，秦代出现了君臣专用文种和地方行政所需的官府往来文种，中央政务公文主要有皇帝御用公文“制”和“诏”，秦改战国时“上书”为“奏”，列为臣下专用文种。秦代的地方公文主要在郡和县两个层次上运转，公文在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摘编自何庄《古代公文文种变迁原因探析》
材料二：明代皇帝的诏敕文书增加了“谕旨”，清代把“谕旨”细化为“谕”和“旨”，分别作为主动颂布的命令文书和批答官员奏请的文书。正年间，又进一步把皇帝处理政务所下达的指示性文书定名为“明发谕旨”和“寄信谕旨”，区分了例行文书和机密文书的处理程序，从而有效地保证了机密文书处理的安全和高效，是专制统治加强的明显标志。
——摘编自何庄《从古代诏敕制度的演变看明清君主专制统治的加强》
二战结束后，西欧国家经济受到重创，经济增速缓慢、发展不景气。这一阶段西方国家的社会政策转向强调市场的作用、鼓励效率优先。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强调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是有益的，市场不但保护了个人自由，又实现了经济利益。在弗里德曼看来，必须限制政府的权限，培养竞争性的市场，市场是最好的调节器，最能有效保证效率实现。这一阶段福利国家面临着“效率危机”，国家政策转向注重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摘编自白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欧福利国家的改革及其趋向研究》
资本摧毁了传统社会，导致了社会的不确定性和革命的无序状态。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兴起，这既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也对资本构成一种莫大的威胁。没有一个有序的社会（市场），资本就很难正常运作。这样，福利政策就开始了。早期的福利政策服务于资本，是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的产物。自上而下提供的福利是为了预防工人运动，因此具有保守主义性质。进入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大众民主扩展到更多的社会群体，包括妇女和少数族群，福利的概念演变成一种“权利”的概念，即人人都应当享有的权利。西方经济形态从原始资本主义演变到福利资本主义，是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结果。国家在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充当了协调者，从而保证了市场秩序，为资本的正常运作提供了政治和制度条件。
——摘编自郑永年《国家与资本主义：西方经验》
根据材料并结合世界史的相关史实，围绕“福利国家的效率与公平”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