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梅新林教授提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问世于前“新红学”时期,属于“旧红学” 时代的产物,但若从理论创新的前沿与质量而言,则显然应该纳入“新红学”范畴,甚至较之胡适、俞平伯、顾颉刚的“新红学”更为前沿(当然,提出这一看法,其实已经把“新红学”等同于现代红学了)。不过,胡适等创立“新红学”时,没有将批评的矛头对准王国维,而是针对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虽然梅教授认为, 像王国维这样超越时代的学者、作家以及作品、思想,固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示,也会带来很多困惑,因而不知如何在时代中进行安置,所以胡适对其避而不谈,也可以理解。对此,笔者认为,这种回避,一方面是时间因素,可能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表的时间过早,是在 1904 年发表,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是在 1916 年发表,所以找时间相对靠近的对象来商榷,这是习惯的做法。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商榷与对话的前提是两者目标一致。归根到底说,索隐和考证其实都是一种历史学的研究,都是在小说外寻找现实的本事。王国维没有涉及小说的本事问题,胡适等人就不便与王国维展开对话。而索隐派毕竟也在进行本事研究,故而双方可以进行商榷,这样的商榷也是有价值的。
考证派“新红学”后来是以胡适和俞平伯的成果为早期代表,梅新林教授评价“新红学”时认为应该从“历史的批评”“ 艺术的批评”“思想的批评”这三个层次来评价研究文艺作品,并得出结论说:胡适的批评偏历史,俞平伯的批评偏艺术,而王国维的批评偏思想,如果三者合一,那么“新红学”的面貌就会很全面,可望达成一种研究范式的突
破。
关于如何进行三位一体的批评,笔者认为应该避免那种简单的叠加。无论历史学、文学还是思想的研究,都需要一个历史化的过程,这才有可能达成文学、历史学与思想研究的有机融合,甚至达成研究范式的突破。
百年“新红学”,其主流是历史学的考证研究,但恰恰是历史学的研究,更需要对研究对象加以历史化的考察,也就是说,首先要将历史事件和人物加以历史化,而不是把事件和人物抽象出来加以静态地、凝固化的考察,因为即使《红楼梦》有本事、真人可以考索,也需要分析其经过种种转变而进入小说的动态过程。至于对《红楼梦》思想的研究, 则要在观念史和社会史双重脉络中加以梳理,揭示小说中的思想倾向与之发生的张力。
说到对其文学的研究,现在大家提倡研究回归文本、回归文学特性,很容易回到一种传统的趣味主义。这种分析的最大问题就是非历史的态度,是以所谓的审美非功利,来遮蔽对历史、对意识形态的诊断。例如《红楼梦》中关于丫鬟的肖像描写非常稀少,用趣味主义来解释,会认为这是作者的留白艺术,可以给读者提供很大的想象余地(其实也有学者这么分析了)。笔者认为,对丫鬟肖像描写的忽略,是因为《红楼梦》基本立场并没有超越时代和社会因素,作者大体采用贵族视角进行叙述(尽管曹家本身不是贵族),对丫鬟基本上是忽视的。放在历史的语境中去理解此种艺术手法的产生,这样就形成了文学内化于历史而不是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研究的趋势。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立场和方法就是不断地将研究对象历史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红学的精髓。如果能够把眼光放在整个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放在整个世界史的学术趋势中,重新定位《红楼梦》,我们的研究格局就可能会有更大发展。
(摘编自詹丹《以历史化态度推进红学的发展》)
材料二:本事,应限定在真人真事和真实情境之上。准确地说,是限定在作家所历、闻并参考的原本之事上。目前看来,古典本事批评主要包括索隐、影射、考证三派,所谓“穿凿附会与忘记文学之为艺术”的错误,以索隐、影射最为突出。索隐派专事于“探求隐藏在小说作者与故事情节背后的本事,以据此阐释小说文本的‘微言大义’”。这些解读虽提出“分身法”“合身法”等方法,但多建立在拆字猜谜、牵强附会基础上,学术成分极低。影射研究实亦政治性的、道德性的索隐研究,多有硬解、曲解之嫌,“好像一切文艺作品统统不过是以揭露阴私,进行人身攻击为能事的‘黑幕小说’的翻版或变种而已”。所以, 无论影射还是索隐,都成为古典考据学略有难堪的存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人唾弃,声名狼藉。
那么,以胡适、俞平伯等考证派红学(“新红学”)为代表的本事批评是否更容易被接受一些呢?答案无疑是确定的,因为胡适所用材料“人人都知道”,所用方法则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不过,胡适的考证也终究只是考证:他仅感兴趣于作者身世与版本问题,对于思想与艺术之阐释,甚至不愿承认为“红学”成果,故其《<红楼梦>考证》被认为“失之过于粘滞,没有予艺术创造以应有的地位”不是没有道理。以此而论,仅满足于史实考订的考证和索隐、影射并无本质区别。考证派有“考”无“释”,虽掌握较多原型史料却无力以此为基础对对象予以哲学、艺术的把握。亦因此,俞平伯晚年对自己的“新红学”研究几乎全盘否定。
(摘编自张均《转换与运用:本事批评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废名
陶家村在菱荡圩的坝上,离城不过半里,下坝过桥,走一个沙洲,到城西门。
一条线排着,十来重瓦屋,泥墙,石灰画得砖块分明,太阳底下更有一种光泽,表示陶家村总是兴旺的。屋后竹林,绿叶堆成了台阶的样子,倾斜至河岸,河水沿竹子打一个弯,潺潺流过。这里离城才是真近,中间就只有河,城墙的一段正对了竹子临水而立,竹林里一条小路,城上也窥得见,不当心河边忽然站了一个人——陶家村人出来挑水。落山的太阳射不过陶家村的时候(这时游城的很多),少不了有人攀了城垛子探首望水,但结果城上人望城下人,仿佛不会说水清竹叶绿——城下人亦望城上。
陶家村过桥的地方有一座石塔,名叫洗手塔。人说,当初是没有桥的,往来要“摆渡”。摆渡者,是指以大乌竹做成的筏载行人过河。一位姓张的老汉,专在这里摆渡过日,头发白得像银丝。一天,何仙姑下凡来,度老汉升天,老汉道:“我不去。城里人如何下乡? 乡下人如何进城?”但老汉这天晚上死了。清早起来,河有桥,桥头有塔。何仙姑一夜修了桥。修了桥洗一洗手,成洗手塔。这个故事,陶家村的陈聋子独不相信,他说:“张老头子摆渡,不是要渡钱吗?”摆渡依然要人家给他钱,同聋子“打长工”是一样,所以决不能升天。
菱荡圩是以这个菱荡得名。
菱荡属陶家村,周围常青树的矮林,密得很。走在坝上,望见白水的一角。荡岸,绿草散着野花,成一个圈圈。两个通口,一个连菜园,陈聋子种的几畦园也在这里。
菱荡的深,陶家村的二老爹知道,二老爹是七十八岁的老人,说,道光十九年,剩了他们的菱荡没有成干土,但也快要见底了。网起来的大小鱼真不少,鲤鱼大的有二十斤。这回陶家村可热闹,六城的人来看,洗手塔上是人,荡当中人挤人,树都挤得稀疏了。
城里人并不以为菱荡是陶家村的,是陈聋子的。大家都熟识这个聋子,喜欢他,打趣他,尤其是那般洗衣的女人——洗衣的多半住在西城根,河水渴了到菱荡来洗。菱荡的深, 这才被她们搅动了。太阳落山以及天刚刚破晓的时候,坝上也听得见她们喉咙叫,甚至, 衣篮太重了坐在坝脚下草地上“打一栈”的也与正在捶捣忤的相呼应。野花做了她们的蒲团,原来青青的草她们踏成了路。
陈聋子,平常略去了陈字,只称聋子。他在陶家村打了十几年长工,轻易不见他说话, 别人说话他偏肯听,大家都嫉妒他似的这样叫他。但这或者不始于陶家村,他到陶家村来似乎就没有带来别的名字了。二老爹的园是他种,园里出的菜也要他挑上街去卖,二老爹相信他一人,回来一文一文的钱向二老爹手上数。洗衣女人问他讨萝卜吃——好比他正在萝卜田里,他也连忙拔起一个大的,连叶子给她。不过讨萝卜他就答应一个萝卜,再说他的萝卜不好,他无话回,笑是笑的。菱荡圩的萝卜吃在口里实在甜。
菱荡满菱角的时候,菱荡里不时有一个小划子(这划子一个人背得起),坐划子菱叶上打回旋的常是陈聋子。聋子到哪里去了,二老爹也不知道,二老爹或者在坝脚下看他的牛吃草,没有留心他的聋子进菱荡。聋子挑了菱角回家——聋子是在菱荡摘菱角!
聋子总是这样的去摘菱角,恰如菱荡在菱荡圩不现其水。
有一回聋子送一篮菱角到石家井去——石家井是城里有名的巷子,石姓所居,两边院墙夹成一条深巷,石铺的道,小孩子走这里过,故意踏得响,逗回声。聋子走到石家大门, 站住了,抬了头望院子里的石榴,仿佛这样望得出人来。两匹狗朝外一奔,跳到他的肩膀上叫。一匹是黑的,一匹白的,聋子分不开眼睛,尽站在一块石上转,两手紧握篮子,一直到狗叫出了石家的小姑娘,替他喝住狗。石家姑娘见了一篮红菱角,笑道:“是我家买的吗?”聋子被狗呆住了的模样,一言没有发,但他对了小姑娘牙齿都笑出来了。小姑娘引他进来,一会儿又送他出门。他连走路也不响。
以后逢着二老爹的孙女儿吵嘴,聋子就咕噜一句:“你看街上的小姑娘是多么好!” 他的话总是这样的说。
一日,太阳已下西山,青天罩着菱荡圩照样的绿,不同的颜色,坝上庙的白墙,坝下聋子人一个,他刚刚从家里上园来,挑了水桶,挟了锄头。他要挑水浇一浇园里的青椒。他一听——菱荡洗衣的有好几个。
走回了原处,扁担横在水桶上,他坐在扁担上,拿出烟竿来吃,他的全副家伙都在腰边。聋子这个脾气厉害,倘是别个,二老爹一天少不了啰嗦几遍,但是他的聋子(圩里下湾的王四牛却这样说:一年四吊毛钱,不吃烟做什么?何况聋子挑了水,卖菜卖菱角!)。
衔了烟偏了头,听——
是张大嫂,张大嫂讲了一句好笑的话。聋子也笑。烟竿系上腰。扁担挑上肩。
“今天真热!”张大嫂的破喉咙。“来了人看怎么办?”
“把人热死了怎么办?”张大嫂解开了她的汗湿的褂子兜风。“嗳呀——”
“我道是谁——聋子。”
聋子眼睛望了水,笑着自语——“聋子!”
1927 年 10 月 (有删改)
楚襄王为太子之时,质.于齐。怀王薨.,太子辞于齐王而归。齐王隘之:“予我东地五百里,乃归子。子不予我,不得归。”太子曰:“臣有傅,请追而问傅。”傅慎子曰:“献之地所以为身也爱地不送死父不义臣故曰献之便太子入致命齐王曰敬献地五百里。太子归, 即位为王。齐使车五十乘,来取东地于楚。楚王告慎子曰:“齐使来求东地,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其献计。”上.柱.国.子良入见。子良曰:“王不可不与也。王身出玉声,许强万乘之齐而不与,则不信。后不可以约结诸侯。请与而复攻之。与之, 信;攻之,武。臣故曰与之。”子良出,昭常入见。昭常曰:“不可与也。万.乘.者,以地大为万乘。今去东地五百里,是去东国之半也,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与。常请守之。”昭常出,景鲤入见。景鲤曰:“不可与也。虽然,楚不能独守。臣请西索救于秦。”景鲤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计告慎子曰:“寡人谁用于三子之计?” 慎子对曰:“王皆用之!”慎子曰:“臣请效其说,而王且见其诚然也。王发上柱国子良车五十乘,而北献地五百里于齐。发子良之明日,遣昭常为大司马,令往守东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鲤车五十乘,西索救于秦。”王曰:“善。”子良至齐,齐使人以甲受东地。昭常应齐使曰:“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齐王谓子良曰:“大夫来献地,今常守之, 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弊邑之王,是常矫也。王攻之。”齐王大兴兵,攻东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万临齐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夺之东地五百里,不义。”齐王恐焉,乃请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齐患。士卒不用,东地复全。
(节选自《战国策·楚策》,有改动)
①不可与也。虽然,楚不能独守。臣请西索救于秦。
②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夺之东地五百里,不义。
奉寄高常侍①
杜甫
汶上相逢年颇多②,飞腾无那故人何。
总戎楚蜀应全未,方驾曹刘③不啻过。
今日朝廷须汲黯④,中原将帅忆廉颇。
天涯春色催迟暮,别泪遥添锦水波。
【注释】①本诗写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三月,高适回朝任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时年 61 岁。
②开元二十七年(739),高适秋后至汶上,与杜甫订交。③曹刘:汉代文学家曹植、刘桢的并称。④汲黯:汉代名臣,以直谏闻名。
的人所注意的只是顺利的际遇、谈话之中有趣的部分、精制的佳肴、美味的好酒、
晴朗的天气等等,同时尽情享乐。悲观的人所想的和所谈的却(①)。因此他们永远感到 a , 他们的言论在社交场所既大煞风景,个别的还得罪许多人,以致他们到处和人 b 。如果这种性情是天生的,这些人倒是更堪怜悯。但那种吹毛求疵令人厌恶的脾气,也许根本从模仿而来,(②)。假若悲观的人能够知道这种恶习对于他们一生幸福有何不良的影响,那么即使恶习已经到了c 的程度,(③)。所以我希望这一点忠告可能对悲观的人有所帮助,促使他们去除恶习。虽然这种恶习实际上只是一种态度,一种心理行为,但是它却能带来真的悲哀与不幸,变成严重的后果。
成片的绿色遮蔽着河滩。( ),连绵而来,伴着哗哗的流水声,粼粼波光在你面前铺展开来,又层层叠叠涌向远方。有的河段临岸有山崖突出,石壁如刀砍斧削,水随流势,翻滚不断,冲刷着河岸,冲击着山崖,拍打着石壁,声音清脆激越,溅起无数浪花,如白玉抛散,一片雪白。不知是河岸禁锢着河水,还是河水浸润着河床,河道蜿蜒曲折,河水时缓时急,时深时浅,一直消失在两山之间。河是忙碌的,岸是静雅的,长大后,我常常流连其间,观望沉思,自得其乐。
毛泽东 1917 年写的作文《心之力》中有如下论述:
“志者,心力者也。……个人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生活,团体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事业,国家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文明,众生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业力果报。……心为万力之本,由内向外则可生善、可生恶、可创造、可破坏。由外向内则可染污、可牵引、可顺受、可违逆。修之以正则可造化众生,修之以邪则能涂炭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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