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坛离我家很近，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缘分：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我时常到那古园里去，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
……
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旭日。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救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儒家的精神趣旨，可以概括成三个字，那就是“拿得起”；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有为”；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张”。儒家主张立德、立功、立言，主张干事，主张积极有为。儒家好比是粮食店，是精神的加油站。人没有饭吃，活不成； ， 同样也活不成。 ；用两个字来说，叫做“无为”；用一个字来说，叫做“弛”。道家的趣旨与儒家似乎相反，实际上互为补充。学会紧张，是一门学问；学会放松，同样也是一门学问。 ， 当人遇到了精神困惑的时候，光吃粮食是不行的，还需要吃药，上药店。佛教精神趣旨是“放得下”；用一个字来说，那就是“空”。用佛教的术语说，“放得下”就是看破红尘，去除我执和法执，把精神追求的目标定位在彼岸的极乐世界。佛教是一个精品店，它要化解人生中的烦恼，达到精神上的解脱，使心灵得以净化。
拿得起，想得开，放得下，人的方方面面的精神需求，都可以在中国哲学中得到解决。
我与地坛（节选）
史铁生
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
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呆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她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她的聪慧和坚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长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使母亲作过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
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呆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她匆匆离我去时才只有四十九呀!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天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天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
只是到了这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得清晰，母亲的苦难与伟大才在我心中渗透得深彻。上天的考虑，也许是对的。
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呆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地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她了，待我看见她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她，过一会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我更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她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她没有找到我；她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呆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她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她——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
有一年，十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合欢树
史铁生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很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白花的裙子。
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为了我的腿，母亲的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尽管医院已明说我的病目前没办法治，但母亲不死心，她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钱买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服用，让我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可母亲仍不放弃，直到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这对于瘫痪病人实在太悬了。后来母亲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她提醒我说。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一样锲而不舍。
三十岁时，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
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母亲为什么早早地走了呢？迷迷糊糊中，我似乎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老天爷可怜她，就召她回去了。”这让我心里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风正在树林里吹过。
几年前，老街坊们就提醒过我：“到小院儿去看看吧，你妈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听了心里一阵抖。还说，我家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小苗，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长起来，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花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再过一年，母亲去世，我们搬离了同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儿，悲痛弄得我们把那棵小树忘记了。
与其在外边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来到老院子，老街坊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大伙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但我再难看见它了，因为老院里扩建了小厨房什么的，过道窄，摇着车进不到里面的小院儿。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着车进去看看。
我告别了老街坊，摇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悲伤也成享受。
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选自《史铁生作品集》）
那个冬天，我走进地坛
在读到《我与地坛》时候，我正醉心于《莎士比亚全集》，脑海中不由自主地跳出了《哈姆雷特》中那句著名的独白——“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在我当时的感觉中，这句话正可以来概括《我与地坛》中主人公面对的困境。虽然两部作品的主角——受了欺骗的王子和落魄无助的残疾人——所身处的时代地域及面对的难题有着巨大差异，但当事人那种被逼迫到濒临极限的感受，应该是相近相通的。
《我与地坛》对我的触动是那样强烈，我记得我把刊发作品的那一册杂志抓在手里，郑重地摩挲着相关的几个页面，我想到儿童时期的高尔基，每当读到一喜欢的书，就将书页对着阳光看，以为其中一定藏着感动人的奥秘。
我专门骑车去了一次地坛公园。冬日的寒冽中，我用了半天时间，走过整个公园，每隔一会儿，就要擦拭一下被嘘出的热气弄模糊了的眼镜片。虽然过去也来过，但此次它大不一样了，只因为被史铁生描写过，便仿佛成了一个全新的地方。我寻找作品里描写过的那些场所，想象他的轮椅曾经停在什么位置，哪里是歌唱家练嗓子的地方，那对从中年慢慢地变为老年的夫妻，每天散步时是从哪个门进入公园。在漫长的日子里，作者史铁生坐在轮椅上，望着面前的空旷和静谧，思考他的苦难和命运，他的活着的理由，他可能的救赎之路。
对于他，这注定是一个无法摆脱但又必须厘清的纠缠，二十一岁那年，命运就判决他下肢瘫痪，只能终身坐在轮椅上，死亡之日才是解脱之时，时时刻刻，他体验着一种面临绝境的、即将被吞噬的感觉，仿佛一只脚踏在悬崖边缘松动的碎石上，仿佛面对剃刀寒光闪闪的锋刃。
史铁生的最初反应，与处于类似境遇的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凭什么是我，来承受这样的苦难？但这样的情绪并无助于改变这一个坚硬的事实。无奈中他只能平静下来，努力让自己思考，试图弄明白一些事情。时间并未能平复伤痛，但有助于让他认识伤痛，从那一个一次次与荣誉擦肩而过的长跑者身上，从那个漂亮但弱智的小姑娘身上，他看到造物者的不讲道理，看到了偶然性的随意捉弄，看到了苦难的无所不在。
他明白了，“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而由谁来充任这样的苦难角色，谁去体现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实在是没有理由可讲。那么，要不要活下去？也是在长久的思索后，作者领悟出：“死是一件无须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这种窥见命运底牌后的开悟和坦然，使他得以平静地看待和接纳苦难，达成了与自己命运的和解。
这个命题同时还有着一个分蘗：怎样活下去？终于，写作接引了他，成为他每天愿意继续观看晨曦和夕阳的最重要的动机。按照他的说法，“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或者，“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这是他使自己获得拯救的道路，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寻到。
自此他沿了这条道路艰难地行走，就像独自摇着轮椅跨过公园里的沟沟坎坎。终于，在进这个园子15年之后，他拿出了这一篇《我与地坛》。这是一朵在炼狱的黑暗中开放的花朵，却闪动着属于天堂的奇异光亮。自此他获得了抗衡苦难的力量。
说到底，最终支撑起他残缺的生命的，是一种存在意义感的获得。我想到了“意义疗法”的创始人维克多·弗兰克的著作《活出意义来》。作为当年纳粹集中管中的一名囚犯，他展现了被关押者们的两种前景——或者死于疾病冻馁，或者最终被推进焚尸炉。没有别的选择。每个人都面对同样的境遇，但意识选择的不同将他们分别开来。那些能够始终保持某种目的感的人，从肉体到精神都显得更健旺，甚至挨过了最为艰难的日子，哪怕这种目的是多么渺小，如努力保存下家人的一张合影，设法看一眼囚室外一棵绽放新叶的小树。所以弗兰克反复引用尼采的一句话：“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差不多‘任何’痛苦都忍受得住。”
作为写作者的史铁生的卓越，也正是建立在这一点上。他自写作中发现了意义，从而获得了抗衡苦难的力量。残疾促使他思考，思考让他窥见了生存的本质，得以平静地看待和接纳苦难，这是一种窥见命运底牌后的开悟和坦然，绝非肤浅浮泛的乐观主义所能比拟的。
在《我与地坛》中，我们看到了思想的清晰的展开。作品要表达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念，而是诸多理念的汇聚和纠结，它从某一个逻辑起点迈步，层层递进和深入，在这条思想路途的终点，生存的“牢靠的理由”在他面前闪现，日渐明朗，于是生活的重新开展也获得了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几乎可以说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无论是散文、中短篇还是长篇小说，反复思索和表达的都是以生与死、坠落与升腾为内核的一个话题群落，在具体作品中又体现为不同的伸延和变异，而这一篇作品，无疑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
命运给了史铁生一副烂牌，他却将它打得至为出色。
（取材于彭程散文）
“这是一朵在炼狱的黑暗中开放的花朵，却闪动着属于天堂的奇异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