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论语》里孔子被描写成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是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缘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予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之丧”这种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孩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时，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家的人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摘编自冯友兰《孔子：第一位教师》)
材料二：
“述”的内涵非常丰富。《说文解字》将“述”解释为“循”；在现代汉语中，“述”可以理解为“叙述”“陈述”“讲述”“论述”或“阐述”等。
在《中庸》中，儒家德行“孝”的定义和“述”是相关的。《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如果我们将“孝”的这种解释和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一章中的自我描述联系起来，那么“述”的深层含义便跃然纸上了，也就是，“述”表达了“孝”的德行。
孔子践履“孝”这种德行的对象是天。《论语·八佾》讲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道德追寻的是天的使命。对于孔子而言，他的工作就是传天道，兴天道。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说他不想再说话，但是他的弟子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孔子述的是天道，天是最终的创造者；第二，孔子认为自己是天道的述者，子贡则将自己看作孔子思想的述者。孔子践履德行的活动表达了对天的“孝”，而子贡践履德行的活动则表达了对孔子的“孝”。
因此，孔子将他对经典的传承比作一个孝子做的事情。儿子对父亲最大的孝是对父亲的志向、事业、梦想的继承、实现和发扬光大。同样孔子述的天道也是对天的孝。对于孔子而言，他的智力活动是恢复天道，这就是对天尽孝。在孔子那里，“孝”的含义涉及延续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的义务。
孔子不是唯一把哲学活动与“孝”联结起来的人。孔子对“孝”的理解与柏拉图的早期对话《游叙弗伦》中对“孝”的定义殊途同归。苏格拉底的诘问对象游叙弗伦得出“孝”是公正的一部分，“孝”是人类对上帝的侍奉。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哲学活动就是对神灵的侍奉，自己的问答法就是对神灵的侍奉。基于对上帝侍奉的论证，苏格拉底提供的答案就是进行哲学活动是对上帝真正的“孝”。对于哲学活动与孝的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也有所表述。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孝”要求更加尊重真理而不是尊重你的朋友。他认为“孝”的对象是真理，而不是上帝。践行“孝”这一德行活动是追求哲学的严肃义务，因为追寻哲学是为了探寻真理。
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学活动和“孝”联结起来，但是每个人对“孝”的理解不同，这也反映了他们研究哲学的方法不同。苏格拉底通过诘问的方式审查人的信念；亚里士多德更多的是通过对前人理论的考察、批判发现真理；孔子则认为从事“孝”的活动就是对天道的传承。
(摘编自余纪元著，金小燕、韩燕丽译《“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
材料三：
“述而不作”的信条影响深远，达两千年之久，成为风气。自孔子以后，儒家教育多遵从这一原则，以传授、注解经典为己任。要从事这一学问，必须熟记经文才能言而有据。因而，熟记经典成为学生的基本功。
孔子教育弟子是为了让他们从政，用子夏的话说是“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隋唐以后，科举盛行，官方明确规定了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为官一途。学校成为向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科举使用八股文体，专以四书五经命题，以儒家经典考学生，答案阐释以经典为准，不允许有超出范围的见解。
可以说，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使他在教学中有偏重继承、轻视创新的倾向；伦理关系与师生关系的结合，造成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这使人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减少或部分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兴趣。这使得传统教育以教师解释、学生背诵为基本方式，因循以往，缺乏创新精神。
(摘编自李杨《“述而不作”与传统教育》)
文本一：
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注]
朱光潜
在当代画家中，我认识丰子恺先生最早，也最清楚。说起来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他和我都在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书。他在湖边盖了一座极简单而亦极整洁的平屋。同事夏丏尊、朱佩弦、刘薰宇诸人和我都与子恺是吃酒谈天的朋友，常在一块儿聚会。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概，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后来我们都离开白马湖，在上海同办立达学园。大家挤住在一条僻窄而又不大干净的小巷里。学校初办，我们奔走筹备，都显得很忙碌，子恺仍是那副雍容恬静的样子，而事情却不比旁人做得少。虽然由山林搬到城市，生活比较紧张而窘迫，但我们还保持着嚼豆腐干、花生米吃酒的习惯。酒后有时子恺高兴起来了，就拈一张纸作几笔漫画，画后自己木刻，画和刻都在片刻完成，我们传看，心中各自欢喜，也不多加评语，在文艺中领取乐趣。
当时的朋友中浙江人居多，那一批浙江朋友都有一股清气，即使日常生活也别有一般趣味，却不像普通文人风雅相高。子恺于“清”字之外又加一个“和”字。他的儿女环坐一室，时有憨态，他见着欣然微笑；他自己画成一幅画，刻成一块木刻，拿着看看，欣然微笑；在人生世相中他偶然遇见一件有趣的事，也还是欣然微笑。他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黄山谷尝称周茂叔“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我的朋友中只有子恺庶几有这种气象。
当时朋友中有一个不常现身而人人都感到他的影响的人——弘一法师。他是子恺的先生。在许多地方，子恺都得益于这位老师。他的音乐图画文学书法的趣味、他的品格风采都颇近于弘一。在我初识他时，他就已随弘一信持佛法。不过他始终没有出家，他不忍离开他的家庭。他通常吃素，不过做客时怕给人家添麻烦，也随人吃肉边菜。他的言动举止都自然圆融，毫无拘束勉强。他的性情向来深挚，待人无论尊卑大小，一律蔼然可亲，也偶露侠义风味。弘一法师近来圆寂，他不远千里，亲自到嘉定来，请马蠲叟先生替他老师作传。
我对于子恺的人品说这么多的话，是因为要了解他的画品，必先了解他的人品。一个人须先是一个艺术家，才能创造真正的艺术。子恺从顶至踵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动笑貌都是艺术的。他的作品有一点与时下一般画家不同，就是他有至性深情的流露。子恺本来习过西画，在中国他最早作木刻，这两点对于他的作风都有显著的影响。但是这些只是浮面的形象，他的基本精神还是中国的，或者说，是东方的。我知道他尝玩味前人诗词，但是我不尝看见他临摹中国旧画。他的底本大半是实际人生一片段，他看得准，察觉其中情趣，立时铺纸挥毫，一挥而就。他的题材变化极多，可是每一幅都有一点令人永久不忘的东西。我二十年前看过他的一些画稿——例如《指冷玉笙寒》《月上柳梢头》，到如今脑里还有很清晰的印象。他的画里有诗意，有谐趣，有悲天悯人的意味；它有时使你悠然物外，有时使你置身市尘，也有时使你啼笑皆非、肃然起敬。他的人物装饰都是现代的，没有模拟古画仅得其形似的呆板气，可是他的境界与粗劣的现实始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他的画极家常，造境着笔都不求奇特古怪，却于平实中寓深永之致。他的画就像他的人。
书画在中国本有同源之说。子恺在书法上曾经下过很久的功夫。时下一般画家的毛病就在墨不入纸，画挂起来看时，好像是飘浮在纸上，没有生根；他们自以为超逸空灵，其实是画家所谓“败笔”，像患虚症的人的浮脉，是生命力微弱的征候。子恺的画却没有这种毛病。尽管他用笔疾如飘风，但笔笔稳重沉着，像箭头钉入坚石似的。在这方面，我想他得力于他的性格、他的木刻训练和他在书法上所下的功夫。
(有删改)
文本二：
文学艺术作品绝对要有真情，有真情才能产生诗意。现在有些散文似乎蛮有诗意，但那不是真正的诗意。如有些诗每一句似乎都有诗意，但通篇读完后，味似嚼蜡，它是先有一两个好句子然后才衍变成诗的。而有些诗每一句都平白如话，但整体却留给了我们东西，这才真正称作诗。我害怕那些表面上有诗意的浮华的散文。现在人写东西，多是为写东西而写东西，为发表而发表，这是我们现在作品多但好作品少的一个原因。试想想，你有多少诗意要发？有多少情要感慨？其实许多作者并不是专门写散文的，他们在做别的学问的过程中偶尔为之，倒写成了传世的散文之作。说到趣味，散文要想写得有趣味当然有形式、语言、节奏等方面的许多原因，但还有一点，这些人会说闲话。我称之为闲话的，是他们在写作时常常在把一件事说清楚之后又说些对主题可有可无的话，但是，这些话恰恰增加了文章的趣味。
(节选自贾平凹《我对当今散文的一些看法》)
[注] 朱光潜(1897—1986)，现当代著名美学家，《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为作者为嘉定丰子恺画展所作。
鲁阳文君将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谓阳文君曰：“今使鲁四境之内，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则何若？”鲁阳文君曰：“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夺之货财则寡人必将厚罚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犹君之有四境之内也。今举兵将以攻郑，天诛其不至乎？”
鲁阳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郑也？我攻郑，顺于天之志。郑人三世①杀其父，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我将助天诛也。”子墨子曰：“郑人三世杀其父而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天诛足矣，今又举兵，将以攻郑，曰：‘吾攻郑也，顺于天之志。’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②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于其父之志。’则岂不悖哉？”
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 ， 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今贱人也，亦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亦书之竹帛，以为铭于席豆 ， 以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其可乎？”鲁阳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观之，则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
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譬犹小视白谓之白，大视白则谓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谓也。”
鲁阳文君语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桥，其国之长子生，则鲜而食之，谓之宜弟。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岂不恶俗哉？”子墨子曰：“虽中国之俗，亦犹是也。杀其父而赏其子，何以异食其子而赏其父者哉？苟不用仁义，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
(选自《墨子·鲁问》)
[注] ①三世：数代，言其多。②强梁：凶暴，强横。
①今举兵将以攻郑，天诛其不至乎？
②吾以子之言观之，则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
曲江二首(其二)①
杜 甫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穿花蛱蝶②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③飞。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注] ①曲江又名曲江池，故址在今西安城南五公里处，原为汉武帝所造。唐玄宗开元年间大加整修，池水澄明，花卉环列，是著名游览胜地。这首诗写于乾元元年(758)，正值暮春游曲江。其时京城虽然收复，但兵革未息。杜甫时任“左拾遗”这个谏官，因为疏救房琯，触怒了肃宗，自此，被肃宗疏远。②蛱蝶：蝴蝶。③款款：徐缓的样子。
芒种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九个节气。芒种的气候特征是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农事耕种以芒种这一时节为界，过此之后，播种的成活率就越来越低了。所以到了芒种，在农业生产上，必须抓紧时间，( )。如果再推迟，显著升高的气温会使得水稻营养生长期缩短，而且生长阶段又容易遭受干旱和病虫害，到了秋天收割的时候，产量必然不高。①民间把“芒种”称为“忙种”，②农谚有“芒种忙、忙着种”的农业生产谚语，③说明到了这个时节正是农业耕种最忙的时候。我国古代将芒种分为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鵙(jú)始鸣，三候反舌无声。”其中“鵙”指伯劳鸟 ， 喜阴的它现身枝头 ， 感阴而鸣 ， 诉说春之离愁 ， 也唱响了夏之诗意。
近年来，“文学式微”频频被人提及，很多人不禁发出“优秀文学作品难觅”的感叹。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文学奖却日渐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人们不仅津津乐道于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获得殊荣，更是密切关注其中是否存在“猫腻儿”。当文学靠文学奖中的争议话题来提高公众关注度时，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黑色幽默”。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式微”之所以成为公共话题，与文学作品和大众阅读之间的割裂不无关系。一方面，公众抱怨“好书难觅”；另一方面，作家唱叹“曲高和寡”。____——通过公开、公正、透明的评奖过程，不仅可以向读者推荐优秀作品，而且可以帮助公众提高鉴别和欣赏能力，从而带动全民阅读的兴趣。反之，文学奖如果陶醉于孤芳自赏，不仅与大众阅读渐行渐远，____。文学奖的核心在于“文学”，“奖”应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成果，而非苦心经营的收益。如果文学奖能多一些专业和纯粹，____，公众也不必将宝贵的想象力浪费在文学之外的细枝末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