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对于不符合事实，严重违背科学规律的事情，袁隆平也以同样的胆识力排众议力挽狂澜。
②张秉贵，在过去的一代人心中是炙手可热的名字，不仅是因为劳模的光环、全国人大代表的政治地位，更因为他在柜台前售卖糖果的感染力。
③当奔跑的5G技术与奔跑的超高清产业不约而同 ， 挑战也随之而来。这个新世界的新秩序“响指”该如何打出？
④现在还有很多司机不吸取血的教训，仍然酒后驾车。对这种铤而走险的行为，公安、交通部门更应该严格执法，加大惩处力度。
⑤如果政府的官员对普通民众的疾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 那么这样的官员要他何用？
⑥某些反腐题材的文学作品常常抱着消闲和赏玩的态度，采取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穷形尽相地描写畸形的生活方式，实际并不能起到反腐倡廉的作用。
材料一：
目前，中国科学院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提前并圆满实现全部既定科学目标，为我国在未来继续引领世界量子通信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信安全是国家信息安全和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通信安全的追求从未停止。然而，基于计算复杂性的传统加密技术，在原理上存在着被破译的可能性。随着数学和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经典密码被破译的可能性与日俱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说：“通过量子通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把量子物理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利用量子调控技术，用一种革命性的方式对信息进行编码、存储、传输和操纵，从而在确保信息安全、提高运算速度、提升测量精度等方面突破经典信息技术的瓶颈。”
量子通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量子密钥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量子密钥分发通过量子态的传输，使遥远两地用户可以共享无条件安全的密钥。利用该密钥对信息进行一次一密的严格加密。这是目前人类唯一已知的不可窃听、不可破译的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量子通信的另一重要内容量子隐形传态，是利用量子纠缠特性，将物质的未知量子态精确传送到遥远地点，而不用传送物质本身，通过隐形传输实现信息传递。
(摘编自吴月辉《“墨子号”，抢占量子科技创新制高点》，《人民日报》2017年8月10日)
材料二
潘建伟的导师安东·蔡格林说，潘伟健的团队在量子互联网的发展方面冲到了领先地位，量子互联网是由卫星和地面设备构成的能够在全球范围分享量子信息的网络。这将使不可破解的全球加密通信成为可能，同时也使我们可以开展一些新的控制远距离量子联系的实验。目前，潘建伟的团队计划发射第二颗卫星，他们还在中国的天宫二号空间站上进行着一项太空量子实验，潘伟健说，未来五年“还会取得很多精彩的成果，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潘建伟是一个有无穷热情的乐观主义者。他低调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心，称中国政府将会支持下一个宏伟计划—— 一项投资20亿美元的量子通信、量子计量和量子计算的五年计划，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2016年宣布的旗舰项目，投资额为12亿美元。
(摘编自伊丽莎白·吉布尼《一位把量子通信带到太空又带回地球的物理学家》，《自然》2017年12月)
材科三
日本《读卖新闻》5月2日报道：中国实验设施瞄准一流(记者： 莳田一彦，船越翔)
在中国南部广东省东莞市郊外的丘陵地带，中国刚刚建成了大型实验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该实验设施建设费用达到23亿元人民币，3月正式投入运行。中国是继美国、英国、日本之后第四个拥有同样设施的国家。日本的J-PARC加速器设施中心主任齐藤直人说：“虽然日本在技术和经验上领先，但中国发展得实在太快，亚洲的中心正在从日本向中国转移。”
中国推进的这类大型工程还有很多。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政协委员潘建伟被媒体记者团团围住。潘建伟是利用2016年发射的“墨子号”人造卫星进行量子通信研究的研究团队负责人。其团队2017年以后相继发布了多项世界首创的实验成果。潘建伟今年当选美国《时代》杂志“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
使用人造卫星的实验要耗费巨额资金，欧洲和日本还在犹豫不决。日本的研究人员认为，“在基础科学领域，中国正在踏入他国难以涉足的领域，领先世界”。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5月7日)
到梨花屯去
何士光
这故事开场时是颇为平淡的，只是后来，马车快要进梨花屯，而两个乘客也沉默时，回过头来看一看，兴许才有一点故事的意味……
一辆马车从白杨坝出来，车夫是个老人家。在一座石桥旁，他把一个中年人让到车上来。看得出，这是位下乡干部。
天色好晴朗。水田还没有栽上秧子，但包谷已长得十分青葱，初夏的山野，透露着旺盛的生命力，叫人沉醉不已。碎石的马路拐弯了，爬坡了，又拐弯了，又爬坡了。不时有布谷在啼叫，车上的人似乎打起盹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马车停住。打盹的干部猛地抬头，看见有人正上到车上来。
“啊，谢主任？”来人犹豫地打招呼，似乎有些意外。
“是……老赵同志？”谢主任嗫嚅了一下，也有些突然。
车抖了一下，从横过路面的小小水沟上驶过。
谢主任把香烟掏出来，递一支给老赵：“去梨花屯？”语气中有和解的意味。
老赵谨慎地回答：“是。”
“去包队吗？
“是。胜利大队。”
“我也是！”谢主任和蔼地笑起来，“我们都是十回下乡九回在，老走梨花这一方！
笑颜使气氛松动起来。三只白鹤高高飞过，不慌不忙扇动着长长的翅膀，在蓝天里显得又白又亮……
“老赵，”谢主任开诚布公地谈起来，“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你谈谈呢！为七六年秋天在梨花挖那条沟，你怕还对我有些意见呐！
“谢主任，你说到哪里去了！”
“实事求是嘛！当时我是工作队的负责人，瞎指挥是我搞的，该由我负责！有人把责任归到你头上，当然不应当！”
“我……”
“我也明知那条沟不该挖，一气就占了四十亩良田。但当时压カ大啊；上边决定要挖，社员不同意挖，是我硬表了态：我叫挖的，我负责！”
“这种表态，”老赵想了一想，“我也表过……”
“那是因为我先表嘛！”谢主任接过话头，“老赵，去年报上有篇报道，你读过没有？”
“哪一篇？”
“谈得真好！”谢主任不胜感慨地说，“是基层干部座谈。总结说：上面是‘嘴巴硬’，基层干部是‘肩膀硬’！基层干部负责任。像是报道的安徽……”
路转了一个大弯一一在一座杉树土岗前好像到了尽头，接着又一下子在马车前重新展现出来，一直延伸到老远的山垭口…
“正是这样嘛！”谢主任点头，“那条沟，责任由我负！”
“我也有责任！那是分派给我的任务。如果不是我催得紧，态度那样硬，说不定就挖不成！责任归我负！”
双方都有诚恳的态度，气氛十分亲切了，甚至到了甜蜜的地步。
路旁出现了一条水沟，水欢快地流淌着，发出叫人喜悦的响声……
他们无拘无束地谈下去了。谈形势，谈这次去梨花屯纠正“定产到组”中出现的种种偏差，等等。后来，拉起家常来了……
越近梨花屯，地势就越平坦，心里也越舒畅。突然，谢主任拍了拍赶车老汉的肩膀：“停一停！”
老人家把缰收住了。
“两年多没到梨花，看看那条沟怎样了！”
坝子上水田一块接着一块，已经犁过了。带着铧印的泥土静静地横陈着，吸收着阳光，像刚切开的梨子一样新鲜，透着沁人心脾的气息……
看不见那条沟。
谢主任问车夫：“老同志，那条沟是不是在这一带？”
“咹？”老人家听不清。
老赵大声说：“沟一一挖过一条沟啊！”
“嗯，”老人家听懂了，点点头，“是挖过一条沟。唔，大前年的事喽，立冬后开挖的。分给我们六个生产队，每个劳力摊一截。我都有一截呢！顶上头一段，是红星队……”
看来老人家说起话来是絮絮不休的。老赵终于打断了他：“现在沟在哪里？”
“哪里？”老人家摇着头，“后来填了嘛，去年，开春过后……”
谢主任问：“哪个喊填的？”
“哪个？”老人家认真地想了一回，“没有哪个。是我们六个队的人商量的。总不成就让它摆在那里，沟不沟坎不坎的！唔，先是抬那些石头。论挑抬活路，这一带的人都是好手，肩膀最硬……”
像我们在乡下会碰到的许多老人家一样，这位老人也有着对往事的惊人记忆。也许平时不大有机会说话，一旦有人听，他们就会把点点滴滴说得详详细细，有几分像自言自语，牵连不断地说下去。说下去，平平静静的，像是在叙述别人的而不是自身的事情，多少波澜都化为了涓涓细流，想当初虽未必如此简单，而今却尽掩在老人家略带沙哑的嗓音里了。
后来，老赵提醒他：“老人家，我们走吧！”
老赵的声意，柔和得有些异样。而且不知为什么，这以后不论是老赵还是谢主任，都没再说一句话。
啊，前面，杂树的碧绿和砖瓦的青灰看得见了。是的，梨花屯就要到了！
1979年5月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