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 | 记载 |
《夷坚支癸》卷5 《神游西湖》 | 江南东路“乐平新进乡农民陈五，为翟氏田仆，每以暇时，受他人厢佣，负担远适” |
《夷坚支景》卷5 《郑回客》 | “郑四客，台州仙居人，为林通判家佃户。后稍有储羡，或出人贩贸纱帛海物" |
嘉靖《惟杨志》卷8《户口志》 | 扬州坊郭户绍熙年间（1190—1194）有4226户，到宝右四年达7975户，年增长率为13.4‰，远超同期全国人口年增长率 |
材料一：我国教育发源很早，夏朝就有了称为“序”的教育机构。西周形成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春秋战国私学兴起，开始了后世官学与私学并存的局面。秦朝禁止私学和“焚书坑儒”，使普通教育受到很大摧残。汉代在长安设“太学”并开始“以儒取士”。隋炀帝杨广开创进士科考，唐至宋不断完善科举制。元代在普通国子学之外设立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促进了多民族文化发展和交流。明清以理学为正统，把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固定格式，大兴“文字狱”。由于控制加强，书院制发展到清代就完全官学化了，导致古代中国教育之路越走越窄。
——摘编自刘瑛《中国古代教育变革大事、特点及启示》
材料二：从历史的角度，基督教对中世纪教育的垄断是由历史的延续性和阶段性决定的。延续性是指中古西欧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政化因子都是有继承性的，承自罗马时期，且继续以变化的形式影响后继的教育发展；而阶段性是指中世纪早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特殊性造成了基督教对中世纪早期教育的垄断现象。
——王美君《西欧中世纪基督教教育的再认识》
材料一：表2 明代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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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米麦（万石） |
布（万匹） |
绢（万匹） |
宝钞（万锭） |
银（万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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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 |
3979 |
20.5 |
94.1 |
7388.9 |
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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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2 |
2659 |
13.3 |
32.0 |
2414.4 |
24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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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 |
2780 |
12.9 |
20.6 |
8.1 |
755.2 |
——摘《明实录》
材料二：《醒世姻缘传》、“三言”、“二拍”等小说中有关白银的描述不可胜数，大到如捐官、行贿、购房、买卖人口，小到如日常消费和社交馈赠，处处可见。铜钱的使用只是第二位的，以物易物也不频繁。
——据《醒世姻缘传》等
材料三：吾以为非废金银不可。废金银，其利有七：粟帛之属，小民力能自致，则家易足，一也。铸钱以通有无，铸者不息，货无匮竭，二也。不藏金银，无甚贫甚富之家，三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一：该时期内（宋朝）制度和文化也有了重大的发展。这一发展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尤其是商业的飞跃，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外贸的发展也反映了当时商业的繁荣，而且它也是推动当时商业革命的主要力量。……唐初人们尚轻视商业并试图限制其发展，但到了晚唐和宋朝时这种束缚就被打破了。……中国首次出现了聚集了大量人口的商业大都市。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些都市是商业中心而非政治中心。
——费正清（美国）《中国：传统与变迁》
材料二：关于宋朝历史地位，学术界有不同评价。第一种是“积贫积弱说”，如钱穆主张宋朝是“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 积贫难疗”。第二种是“造极之世说”，如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他认为宋朝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登峰造极的时代。两说在学术界各有拥趸，不断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造极之世说”飞速崛起， 大有取代“积贫积弱说”的趋势，许多学者均对宋代的历史地位给予很高的评价。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积 贫积弱说”与“造极之世说”只是宋朝的正反两面，并无任何冲突。
——朱永清《“积贫积弱”抑或“造极之世”民国以降两宋评价的嬗变与纠结》
上述材料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宋朝进行了评论，请选择其中一个角度，并结合所学知识给予阐释。（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有理。）
材料一：春秋时代，郡县制开始萌芽。楚、秦、晋等国出现了县，最初设在边地，带有边防性质。郡的出现比县稍晚，也多在边地。到战国时代，在边地的郡下分设若干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封国，将郡县制推向全国。郡县制为汉代沿用。汉武帝分境内为十三刺史部，简称“十三部”或“十三州”。这时的州还只是一种监察区，各州置刺史一人，代表中央巡查郡县吏治。到东汉时，刺史已有固定治所，并掌握了地方行政权，对所部郡县官吏实行管理，州正式成为地方行政区。州郡县三级制历两晋南北朝不变。
——摘编自薛明扬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等
材料二：隋初沿用州郡县三级制。但南北朝以来，行政区划变化纷繁，反映出地方分权的特点。开皇三年（583年），兵部尚书杨尚希上表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隋文帝采用此建议，罢去郡一级，改为州县两级制，并且合并了一些州县，清除了过去层次、机构过多的弊端，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