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近代中国，既有中西文化交流，又有新陈制度代谢，文化变迁与制度兴革的关系就很有趣了。制度上的现代化与文化上的“西化”当时往往混在一起，而且后者有时还被看成是最为深刻的变化。毛泽东曾把洪秀全与康有为、孙中山并称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
——摘编自秦晖《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
材料二随着武昌城头的枪声响起，一场全国性的各省“独立”运动爆发了，清王朝犹如泥足巨人一般摇摇欲坠。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匆匆建立后，相继颁布《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组织大纲》明确规定在中华民国实行总统制的政府体制，这套政治模式，基本上是仿照美国政治制度而设计的。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康有为曾经说道，越是了解“西学西理”，越觉“中学中理”之深邃广大。在他心中，中国古代淳美的社会风尚皆因孔子学说教化所致，相形之下，“近日风俗人心之坏”，令人痛心。欲挽救此种乱象，还须用“孔子旧方”。康有为遍考秦汉典籍，指出孔子最大的贡献在于改制立法。他进一步指出，孔子改制最核心的主张即三世进化，即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从君主制到立宪制再到民主制的进化，这是孔子借《春秋》而阐发的微言大义。如此，则维新变法具有了理论上的合理性、必要性。
陈独秀认为，孔子的思想产生于两千年前，原本就是服务于封建君王的专制统治的，而今已是共和制，孔子的言论就没有发挥作用的地方了。孔教只是与帝制有“不可离散的因缘”，三纲五常违背了人的自由权利，缘此而生的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义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这种泯灭个性的儒家思想伦理禁锢，必须破除，“儒家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
——摘编自王鹏燕《康有为的孔教观与五四时期的反孔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