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 “微子受封”、“妇功”、“市井”、“司南” |
② | 政事堂、越窑、夜市、“士大夫画” |
③ | “腹里”、木活字、北曲、“赵体” |
④ | 象郡、“直道”、灵渠、小篆 |
学者 |
观点 |
李治安 |
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 |
钱穆 |
行中书省就是一个行动的中央政府,宰相府的派出所,分驻在这个地方来管事。如是则地方绝对无权,权只在中央 |
开凿时期 | 河道特征 | 运河的起止点 | |
隋朝大运河 | 始建于隋朝大业元 年(605年) | 隋朝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东南河道线路至杭州,东北河道线路至北京,其地理方位成“弓”形。 | 涿郡——余杭 |
元代大运河 | 始建于元朝至元十 八年(1281年) | 京杭大运河以大都(北京)为中心,在隋朝大运河路线的基础上截弯取直,弃弓走弦,其地理方位是“弦”形。 | 大都——杭州 |
表2
时间 | 事例 |
至元七年(1270年)闰十一月 | 给河西行省(后更名为甘肃行省)钞万锭,以充岁费 |
至元八年(1271年)四月 | 给河南行中书省岁用银五十万两 |
大德元年(1297年)正月 | 给甘肃行省钞十二万锭 、盐引三万 |
延祐四年(1317年)六月 | 给岭北行省经费钞九十万锭 |
材料一:秦汉确定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而地方行政体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君主统御地方、强化全国统治的有力手段,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承袭。
——刘晓满《近百年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综述》
材料二: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元行省制所体现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主轴结合,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三:从秦到清,地方行政制度的形态有过纷纭繁复的变化……这种因时而异的变化只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集权的功能罢了。因此尽管从表面上看,历代行政区域……废置纷繁,分合靡定,但无非皆就前代之制度沿革损益,而无根本性质的变动。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驿站是元代官办的交通设施。管理驿站的中央机构,原来是诸站都统领使司,后来改名为通政院。 各驿站设置提领、副使、百户等站官,管领站务。按照官方的统计,在中书省直辖的腹里地区和河南、辽阳、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云南、甘肃行省共设置了 1400 处驿站,通往岭北行省的三条主要站道共设置驿站 119 处,宣政院管辖的吐蕃地区设置了 27 处驿站。驿站为官方 来往人员提供交通工具、休息场所和饮食服务,“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 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交通有陆路和水路,驿站因此分为陆站和水站两大类,无论是 陆站还是水站,都有专门的“站舍”,或者称为“馆舍”,为来往人员提供住处,并设有“厩舍”或船坞。
——摘编自史卫民《中国大通史·元(下册)》
材料:郑樵(1104-1162)早年曾立志“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由于北方金兵在攻破北宋京都时抢走了宋朝廷的三馆四库图书,所以郑樵决心以布衣学者的身份,在夹漈山为南宋朝廷著一部集天下书为一书的大通史。经过数年的艰苦劳动,初步写出了这部长达200卷、600多万字的史学巨著《通志》初稿。他认为“农圃人”只能认识田野里的植物,但不明诗书之旨;“儒生”通诗书之旨,却是不认识田野里的东西,因此两者必须结合起来。在治学上,郑樵主张要有独断之学的精神,不能只是一味因袭前人的说法而毫无创新。郑樵的史学思想多数通过史学批评表述出来。《总序》开篇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的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学术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自己的批评是为了“开学者见识之门户”,是要打破当时学术界中“经既苟且,史又荒唐”的局面。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秦汉时期的历史特征主要有如下表现:(1)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基本形成,并且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的历史考验而愈益完备。以丞相为统领的中央王朝百官公卿制度和以郡县制为主体的地方行政管理形式逐渐完善。选官制度的进步,满足了行政体制的人才需求,也促进了社会不同等级的流动。……(3)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区域文化因子,在秦汉时期经长期融汇,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儒学正统地位的建立和巩固,国家教育体制的逐步健全,成为适应专制主义政治需要的文化建设成就的重要标志。经历这一时期,以“汉”为标志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已经初步形成。正是因为秦汉时期历史文化贡献的丰富,使得“秦”和“汉”,“秦人”和“汉人”,都长期成为代表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公认的文化符号。
——摘编自王子今《秦汉史》
材料二:为加强边防,唐在沿边重镇设立节度使。节度使最初只掌兵权,后来总揽军、政、财、监之权,权重势雄,独霸一方。安史之乱后,藩镇“相望于内地”,“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喜则连衡(横)而叛上,怒则以力相并”。
宋太祖即位后,革除前朝之弊,“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并采取派遣官员监察地方等多项措施,“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宋太宗时,节度使掌控的支郡也被收回,从此“无复领支郡者”。
元朝变革地方行政制度,设立行省。行省官员常以“藩大臣”和封疆大吏自居,替朝廷镇守地方;凡行政号令和公文申禀,“不敢专决大政,咨中书(省)而后行”。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