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北宋时期，有明确记载的宋商赴日本贸易达70次。从1012～1192年，宋海商往高丽贸易117次，共计4 548人，前往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各国的人数更多、规模更大。海商之中人数最多的是沿海农户和渔户，他们或为生计所迫，或为利益驱使出海逐利，加之宋对出海贸易的鼓励，沿海居民中经营海上贸易日益普遍。宋政府为了便于控制，对这些船户另编户籍，发放公凭，方可出海，禁止私贩，也有如“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贾”“建康巨商杨二郎，本以牙侩起家”，转而为海商者，涉足海外贸易的宗族、官吏、军将在海商中也占有一定比例。
材料二：宋商每年冬季在东南亚国家“住冬”，目的是在这里“博买苏木、白锡、常日藤”，“次年再发船”，转贩到阿拉伯地区。宋……积极招徕外商来华贸易，“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宋政府需要的外国特产也常常托海商代购。……有些海商船只搭载外国使者来宋。密州商人平简因“三往高丽通国信”而被授予“三班差使”。……福建海商徐戬“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板既成，公然于海船载去交纳”。交趾国不能造纸笔，求之省地，主要仰给商人从宋朝贸易。
——以上摘编自黄纯艳《宋朝海外贸易》
材料一：中华民族在强敌压境的危急形势下，不少有识之士，正在逐步认识世界大势，提出种种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设想。洋务派创办的一批近代军民用企业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带动了后期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如张謇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就是依靠张之洞创办湖北官纱局时廉价转让的纱锭打下的基础；广州民族机器工业中享有“机器老人”称号的技术元老陈桃川，便是洋务企业广州机器局的工人出身。
——摘编自姜铎《谈谈洋务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材料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掀起了洋务运动。作为运动代表之一的李鸿章曾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基于此种认识，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等。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李鸿章认识到“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他又先后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正代表了地主阶级进行工业化探索所走过的独特发展道路。
——《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
材料一：1935年前后，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四川、云贵等地区的主要工业资源的调查和开发，陆续将东部沿海地区的军工企业西迁，并停办、调整了一些军工企业，改善设备，统一制式，增加生产。政府还进一步整修旧公路，修筑新公路，开辟航空线。1936年通过的1937年度军费预算，在普通军费预算4.12亿元的基础上，增加了国防建设专款2.22亿元，使整个国防预算达到6.34亿元。总之，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的全国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材料二：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开始实行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转轨。从1938年起，国民政府对庞杂的经济行政机构进行大规模调整，把所有经济机构都定位于为战争服务，逐步使经济行政机构集中归行政院管辖。各主要经济管理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经济统制措施。与此同时，政府组织和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的一批军工企业和民营企业内迁。截止1938年底，迁到大后方的工厂达304家。这一大规模的内迁被誉为中国实业界的壮举。
——以上材料摘编自支绍曾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