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林庚先生的《说“木叶”》开头引用屈原《九歌》的名句，说明“木叶”已成为诗人笔下颇受钟爱的形象。对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诗歌语言现象，林先生认为关键在于一个“木”字：“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林先生认为要说明“木”何以有这个特征，就涉及诗歌语言的暗示性问题：“木”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具有一般“木头”“木料”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使我们更多地想到了树干。林先生还谈到了“木”的第二个艺术特征：“木”所暗示的颜色。“木”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
但笔者认为这样说并不恰当。人们看到“木”首先想到的是一棵树。人们看到“树”首先想到的也是一棵树。由“木”想到“木头”“木料”等，是现代人的联想方式，古代诗人写诗时恐怕不是如此，至于由“木”想到门闩、棍子、桅杆等，并由此产生一种“微黄与干燥之感”，也显得同样牵强。
那么，是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木”“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呢？大量的古诗证明并非如此简单。“木”与秋天并无必然联系。比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描述的“木欣欣以向荣”，就是指春夏季枝叶繁茂的树。
另一方面，是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树”就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荫的联想”呢？事实证明不是这样。诗中写秋天的情景，并不乏用“树”的，比如杜甫写深秋景色的诗句“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送韩十四江东觐省》)，用的就是“树影”而非“木影”。
可见“木”也可以是充满活力，枝繁叶茂的，而“树”也可能是叶落飘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的。如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此诗“树”“木”对举，和林先生的说法恰恰相反：行将枯萎的树不用“木”而用“树”，生机勃勃的树不用“树”却用“木”。
因此，古人诗句咏及树的形象，或用“木”，或用“树”，而不大可能有林先生所说的那么多差别和讲究，本来并不复杂的道理，我们不必想那么深奥，“木叶”和“树叶”在形象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至于古人喜欢用“木叶”或“落木”而不用“树叶”，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解释。首先，“木”“落”“叶”在古代汉语中都是入声字，入声是一个短促的调子，“木叶”或“落木”读起来朗朗上口，有种掷地有声的铿锵的韵律美。其次，可能是因为“木”字在书面语中用得较多，“树”字在口语中用得多，“木叶”就比“树叶”庄重些。更为重要的是，“木叶”最初出现于屈原作品中，“诗骚”向来被奉为经典，加上“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句，优美动人，意境浑然，被誉为“千古言秋之祖”(胡应麟语)，“木叶”也便成为一个意味深厚的意象原型了。后人写诗文用“木叶”不仅显得古雅，而且增添了诗歌的文化内涵。
(摘编自李睿《也说“木叶”》)
材料二：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歌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木叶”是那么突出地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
“木叶”是什么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可是我们在古代的诗歌中为什么很少看见用“树叶”呢？“树叶”为什么从来就无人过问呢？至少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精彩的诗句。这里关键显然在“木”这一字。
首先我们似乎应该研究一下，古代的诗人们都在什么场合才用“木”字呢？自屈原开始把它准确地用在一个秋风叶落的季节之中，此后的诗人们都以此在秋天的情景中取得鲜明的形象，这就不是偶然的了。例如“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吴均《答柳恽》)和“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曹植《野田黄雀行》)，这里的“高树多悲风”却并没有落叶的形象，而“寒风扫高木”则显然是落叶的景况了。前者正要借满树叶子的吹动，表达出像海潮一般深厚的不平，这里叶子越多，感情才越饱满；而后者却是一个叶子越来越少的局面，所谓“扫高木”者岂不正是“落木千山”的空阔吗？然则“高树”则饱满，“高木”则空阔，这就是“木”与“树”相同而又不同的地方。“木”在这里要比“树”更显得单纯，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字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而“树”呢？ 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荫的联想。然则“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 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音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汇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树干，而且还会带来“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那就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它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
“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金。
(摘编自林庚《说“木叶”》，有删改)
对文学艺术创作者来说，或早或晚，都会遭遇到这个问题——为谁创作、为谁立言？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目前，文艺界普遍认识到，只有与身处的时代积极互动，深刻回应时代重大命题，才会获得艺术创作的蓬勃生机。然而，在创作实践中，还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困惑于现实如此宏大丰富，以至于完全超出个人的认识和表现能力。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现实太精彩了，它甚至远远走到了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是的，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随时发生着习焉不察而影响深远的变化。这就为作家、艺术家观察现实、理解生活带来巨大困难。对于他们而言，活灵活现地描绘出生活的表象，大约是不难的，难就难在理解生活复杂的结构，理解隐藏在表象之下那些更深层的东西。那么，这“更深层的东西”是什么呢？
去过天安门广场的朋友一定会对矗立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印象深刻，许多人都能背得出上面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再次诵读这段话，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改天换地的宏伟现实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当之无愧是时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认识到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感受到奔涌的时代浪潮下面深藏的不竭力量，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一个时代，认识沸腾的现实。
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是为了从理性和情感上把自己放到人民中间，是为了解决我是谁、我属于谁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以来，无论是经历革命与战争考验的现代作家，还是上世纪80年代那批经历了知青岁月的当代作家，他们内心其实都有一方情感根据地，都和某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建立了非常深切的情感关系。这些作家是属于某个情感共同体的，这个共同体时刻提醒着他，他的生命和创作与这世界上更广大的人群休戚相关。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或许并不是我们的读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广大人民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理解时代的依据。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诚然，娱乐和消费也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一部分，但是，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会深深感到，我们就生活在那些为美好生活、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人们中间，理应对我们的共同奋斗负有共同责任。我们有责任通过形象的塑造，凝聚精神上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认同，是与新时代伟大历史进程的同频共振，作者和艺术家只有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儿子，积极投身于人们争取美好未来的壮阔征程，才有能力创造出闪耀着明亮光芒的文艺，照亮和雕刻一个民族的灵魂。
（摘编自铁凝《照亮和雕刻民族的灵魂》）
林庚：布衣情怀
林庚先生出身世家，其父林宰平“生平爱艺术，好朋友，精书法，能诗文”，身在北大，兼职清华，与梁启超、王国维等同为清华国学院德高望重的大学者。按说，从这样的家庭出来的该是做派十足的世家子弟才对，可是，林庚先生不然。
先生少年英发，从国内顶尖的中学毕业后，于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读物理。两年后，先生突然发现自己对文学居然如此难以割舍，于是找到了当时清华大学的国文系主任朱自清，申请转系。不久，他就成了国文系的学生。在此后不长的时间里，他发表了二三十首旧体诗词，在旧体诗词中流连忘返。只是突然有一天，他醒悟到：古典诗词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近极致，无论今人怎么努力，都难免嚼前人嚼过的馍——一样的格律，一样的措辞，一样的风格，一样的主题……现代人无论有何等的才力和心气，都难以超越古人而另拓疆土。
从此，先生开始写起新诗来。
不几日，先生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第一首诗《风沙之日》。先生的新诗生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自此，诗人林庚横空出世，声名鹊起。其诗既有翩翩欲飞的少年精神，亦有一抹唐诗的风韵，故在众多诗作中独树一帜。可以说，如此年少而成就如此大名者，在彼时的清华，大概唯曹禺一人可比。
1933年，著名诗集《夜》的出版使先生顺利毕北。毕业后的林庚先生，开始担任朱自清的助教1934年夏天，东北烽烟渐盛，战火直逼北平。这时，先生下江南了，由北平而南京，由南京而上海，由上海而杭州，一路山水，一路诗文。在这烟雨江南的山山水水中，先生且走且写，且行且歌。可即使身在六朝金粉的江南，他仍不忘硝烟弥漫的北国。
经此南行，长居北方的先生与南方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全面爆发后，先生作别北平南下，在厦门大学开始了其严谨的学者生涯抗战胜利时，先生也完成了其皇皇巨著——《中国文学简史》。此书甫出，文坛为之轰动。先生本是诗人，谈诗论艺自是牛刀杀鸡。其书于楚辞、唐诗、魏晋文章与明清小说等，均有新论，笔之所至，蔚成经典，尤其是“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更成为中国诗论中的经典论断。
新中国成立后，清华、燕大文科尽数归并北大。先生与季羡林、吴组缃等齐集燕园。从此，先生在燕南园一住就是大半生。
先生决意摒弃俗事，专情研究。他以“远离功利，抗拒诱惑”自守。国内外的一切邀请，他都拒绝；一切媒体，他都回避；一切荣誉，他都不要。他只是固守着自己的大宁静，清清静静、自自在在地做着自己的事，全然疏远了外界各种热闹场、名利场。有人说：“先生从不涉足权力名利，这不是自命清高，不是不屑于谈名逐利，他是压根儿就没有这些概念。诗歌和学术，才是他一生的修行。”信然！
年深月久，因先生的彻底低调，外界竟也将先生淡忘了，真是“山中有高人，世上无人知”了。先生却不以为意，仍专注于自己的创作和研究，并在80岁高龄时出版了意趣盎然的《〈西游记〉漫话》，遂成为明清小说研究的又一高峰，直令无数内行人士大呼相见恨晚。90岁那年，先生又出版了新著《空间的驰想》。
先生蛰居燕南园，读书写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萧然自远，既不媚世，亦不怨世，保持着本真自然的心境和生活。那些年，燕南园中常见一位清癯挺拔的老者在园中散步，此公仙风道骨，目光清朗，面色和煦。
其时，弟子们送给他十六个字：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少年精神，布衣情怀。
先生蔼然颔首。
又是一年，快到中秋了。这将是诗人此生的第96个中秋。庆后的第三天，先生独坐窗前，仰望苍天，唯见皓月当空，一层薄薄的月光洒落下来，地上铺了一层软软的清辉。先生用他那清瘦的手盛了一汪清辉，静静地把玩着，体会着，脸上渐渐；表出了一丝微笑。
“月亮，什么时候才能圆呢？”诗人自言自语。
再过几日，就是中秋了。然而，先生等不了了。就在那个晚上，那个月色皎洁的晚上，我们的诗人，去了。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