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玉米、甘薯、马铃薯这几种美洲作物均适应性较强、耐旱耐瘠，使过去并不适合粮食作物生长的砂砾瘠土、高岗山坡、深山老林等地成为宜种土地。于是，人们“即芟尽草根，兴种番薯、苞芦、花生、芝麻之属，弥山遍谷，到处皆有”，“南坝山地高阜低坡，皆种包谷，为酿酒……之用”。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上，突出的人地矛盾以及百姓的吃饭难问题都是困扰历代统治者的死结。明朝时传入中国并很快普及开来的粮食作物无疑起到了缓解这一死结的作用。因有耐瘠的美洲作物传入，人口才能向土地贫瘠的地区流动，才能开山垦荒活命。但流民的这种垦荒种植是开山砍伐，粗放式经营的。
——摘编自郑南《美洲原产作物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
材料二：不可避免地，无意的、不受欢迎的物种交流也在同时继续着。由于19世纪交通运输得到了改善并越来越密集，咖啡锈菌和根瘤蚜虫等害虫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霍乱从孟加拉湾附近的原生地成功逃逸，并在19世纪初期成为全球性的灾害。19世纪末，一种对牛来说极为致命的病毒——牛瘟病毒——蔓延到了非洲东部和南部。在那里它消灭了高达90%的牛群，使牧民们一贫如洗。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复员的数百万士兵和水手被轮船带到了世界各地。他们传播了一种流行病毒，导致2 000万到6 000万人丧生，其中大部分人病死于印度。因这次大流感而丧生的人甚至比战争本身还要多。
——摘编自[美]约翰·麦克尼尔《世界历史中的物种交流》
材料一：下图为出土于河南辉县的战国铁犁铧。
管子对(齐桓公)曰：“……美金(铜)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铁)以铸钅且、夷、斤、劚，试诸壤土。”
——《国语·齐语》
在我国，铁器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商朝中期，但当时的铁是自然陨铁，而不是人工冶铁。我国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铁器已经有了斧、锛、凿等，中国社会历史进入到铁器时代。
——摘编自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
材料二：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开始使用，耕犁和牛耕技术也随之出现，并首先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实行起来……秦汉以来，随着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耕犁也有所革新，除犁铧是全铁外，还创造了犁壁，从而更有利于深耕和碎土……唐朝前期，在耕犁的完善方面有巨大的贡献，这就是曲辕犁的出现。它操作起来较为灵活方便，因而特别适于土质粘重、田块较小的江南水田中使用，这对江南地区农耕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
——摘编自徐勇《新编中国史话·经济生活卷》
材料一：继荷兰之后，英国通过推行自由贸易，建立起全球市场，并逐步确立起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当这种模式的弊端引发社会危机的时候，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又采取了政府干预的手段。从此，“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交相作用，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的市场经济模式的认识。
材料二：列宁时代，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相当的弹性；而斯大林则以强硬的手段，加快了国家工业化的步伐……斯大林就认为，我的工业化资金只能靠我自己内部来积累，内部来积累呢?那主要当然要来自于农业……在那个时代，所有的生产、运输、销售都由国家计划安排。
——以上材料均据《大国崛起·解说词》整理
材料一：19世纪中期的英国，往昔那种田园诗般的风情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忙忙碌碌的工业化的世界。在英国，灰暗的厂房成片地在乡村建起，城镇里到处竖起了高耸的烟囱，工厂里回荡着机器巨大的轰响，高炉前闪耀着铁水的光芒。工业已经成为英国的经济支柱，到1850年，英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60%，铁产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铁产量的总和，煤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棉布占全球的一半以上。
——《大国崛起》解说词
材料二：中国早期城市化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下产生的，又是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中展开的。中国近代城市发展有很大的不平衡性，虽然城市化与近代化浪潮由沿海通商口岸向着周边区域扩散，但沿海城市与内陆省份城市在近代化进程中产生了很大的差异，沿海和沿江城市迅速扩张，而广大农村与内陆地区处在工业化进程之外，这种城市化格局使得中国城市化进程缺乏后劲，这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后来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李明伟《清末民初中国城市化趋向述评》
材料三：租界内康庄如砥，车马交驰，房屋多西式，轩敞华丽，有高至六七层者，钟楼矗立，烟突如林，入夜则灯火辉煌，明如白昼。会审公廨、中西邮局、海关、银行、领事馆、电报局、巡捕房、丝厂、船坞、轮船公司皆在焉。
——李维清《上海乡土志》
材料一：西方学者提出“18世纪交通革命”的理论。指出18世纪时，英国在水路、陆路方面的进步都引人注目，马车在各方面都有技术改进，速度、容量、舒适度都有提高。筑路技术有了明显提高，用于运输煤炭等重物的木轨在矿区铺设，这成为19世纪铁轨的先声。水陆交通的不断发展，使英国在19世纪初实现全国水陆交通网络一体化。18世纪时，马车货运速度增长三倍，运费降低40%，客车运时减少60%，舒适性和可靠性大大增加。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各类交通立法不断增多，交通治理始终处于议会的有效监管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不断增长，收费信托以道路通行费为抵押借贷并发行债券，运河修建资金主要来自发行股票和抵押借贷，银行在融资方面日益重要。19世纪时，铁路建设的融资规模更大，但融资方式并未有重大改变。
——摘编自沈琦《“18世纪交通革命”：英国交通史研究的新方向》等
材料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交通基础设施实现从瓶颈制约到优势支撑的转变，交通运输建设突飞猛进，综合交通运输网四通八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迅速修复了被破坏的运输线路，恢复了水陆空交通。1953—1977年，交通运输业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840亿元，先后建设了青藏公路、武汉长江大桥、首都国际机场、京沪铁路等重大项目，改变了落后闭塞的交通面貌。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将加快交通运输发展作为重要战略目标，持续加大投资力度，交通运输业投资快速增长。1996—2018年，全国交通运输业投资年均增长16.7%，全国形成了以铁路为骨干，公路、水运、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
——据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不断提升 对发展的关键性作用持续发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