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以学术作为传教的先导，带来了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的科学和哲学思想。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被西方学术所吸引，渴望得到摆脱社会危机的启示。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也企图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维护皇权和大一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明末的徐光启和清初的康熙皇帝。这些活动影响和启发了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由古代向近代的转变。
——摘编自吴乃华《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
材料二：1840年的鸦片战争，古老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人被迫感悟到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落后就要挨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代表了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的呼声，为此了解西方，走向世界，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西学输入，或由政府规划，或出个人胸臆，尽管他们终极目标各有不同，但从中国实际出发，比较中西异同，引进西学改造中国的操作原则却有相通之处。中国社会的变动曲线，也就成了西学东渐的主线。
——摘编自熊月之《晚清西学东渐史概论》
材料一：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在位时代，英国商人组织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东南岸购买了一个村落，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商埠，这就是马德拉斯城（Madras）。同时英国人又在孟加拉（Bengal）一带建设商站，不久又在加尔各答（Calcytta）城建造了要塞炮台。到了17世纪末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中人常常和印度各地的酋长为难，印度皇帝才知道西方人的势力不可轻侮。当时英国不但要对付印度的土人，而且要对付欧洲的劲敌，原来当时法国在印度亦有一个东印度公司。
——摘编自何炳松《世界历史常识》
材料二：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之初，并不愿在印度推广西方教育。进入19世纪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进入新阶段，这就要求在印度实行西方教育，建立一套适合殖民统治需要的新教育制度。20年代，公司在给印度总督的公文中表现出希望办西方教育的倾向。1833年，议会通过的印度管理法规定，公司教育经费只应用来推广西方教育。近代教育系统是以英语为主要教育媒介，教学内容主要是传授西方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印度传统知识的课程即便有也是次要的。近代教育的发展得到了印度相当多知识分子的拥护。不过，这些人出发点并不相同。
——摘编自林承节《20世纪初印度的民族教育》
材料一：美洲地区主要语言分布图
——摘自邓辉《世界文化地理》
材料二：公元前196年，为纪念埃及托勒密五世加冕一周年，祭司制作了罗塞塔石碑。石碑高1.14米，宽0.73米，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石碑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祥的内容。1799年，拿破仑远征军在埃及北部城镇拉希德发现这块石碑，法国人把当地称为罗塞塔，石碑因而得名。1801年，英军打败法军、接管埃及，根据投降条约，法方把罗塞塔石碑等10多件埃及文物移交英方。1802年，罗塞塔石碑被送至大英博物馆埃及厅，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为了展示英国人对法国的军事胜利，英国人在这件石碑的标签上写有一句话：“不列颠军队征服埃及的战利品”。1993年埃及考古学家札希·哈瓦斯博士公开呼吁英国应该将罗塞塔石碑归还给它真正的归属地埃及，因为这块石碑是埃及文明的重要象征。但大英博物馆并未归还。
——据中文维基百科“罗塞塔石碑”条目
材料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但结束了30年战争的长期纷争局面，而且在欧洲大陆形成了一个以国际法为国家间关系规范的政治格局。它规定了各国在其领土范围内拥有主权，彼此间平等，且不接受任何更高的外部权威。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开始，到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1878年的柏林会议，直至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可谓是以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为样板。20世纪以来，公共事务的领域从解决争端扩展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人权几乎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维持和平与促进发展不仅靠国家，也靠各国共同创立的国际组织，后来一些非政府组织也争取加入进来，逐步形成了整套的国际治理机制。
——摘编自刘衡《国际法之治：从国际法治到全球治理》
材料二：有清一代，世界东西两端同时并立着两种秩序体系：一个是东方宗藩体系，另一个是西方公法体系，它们建筑在完全不同的经济文化基础之上，其内部之间的结构体系与制约机制也截然不同。18世纪末19世纪初，世界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两种体系的碰撞导致了一系列的断裂与变革。有学者概括其为“英国的主权平等，外交观与清朝的差序包容，天下观的碰撞。也有学者提出“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摘编自张卫明《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