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占领巴蜀地区之后，实施了从秦本土往蜀地移民的措施。《华阳国志》载：“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公元前213年，秦始皇迁徙50万人戍守五岭，与越人杂居。秦始皇收复河套南北的广大地区后，为了巩固在这些地区的统治，迁3万户居民到河北、榆中，垦田生产，开拓边疆。
——据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整理
材料二：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人民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纷纷越淮渡江，相率南下。此后中原地区每一次较大的政治变动，如淝水之战、刘裕北伐等，都有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徙。据研究，截至刘宋为止，南渡人口约共有90万，占当时刘宋全境人口的1/6。西晋时北方诸州，约700万口。南渡的90万口占其1/8。北来的侨民集中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的今江苏省境内。史书中关于“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和“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的记载很多。十六国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在中原与汉族杂居，一遇变乱，同样成为流动人口。波澜壮阔的人口大流动，从短时态来看是加剧了社会动乱，但它也为社会的久远进步开辟了道路。
——据曹文柱等《乾坤众生》整理
材料 元朝海外“蕃商”涌入中国，他们在元朝享有优良的待遇，尤其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一定的特权，对元朝的统治多有贡献，其生活方式与宗教信仰也随之进入中国。这使得元朝统治下一度出现了多种世界性宗教，这些外来宗教与中国本土的道教及各种民间信仰并存，尤以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密切的东南沿海地区最为突出。元朝政府在借鉴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元朝的实际特点与需要，通过政策、法律及统治策略改革进行宗教治理。对于帝国领域内的各种宗教都持宽容和开放的态度，对于各类宗教基本都不设禁令。为各宗教设立规章，明确其权限与归属。在树立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对各宗教实行“代理人治理”。中央设掌管佛教事宜和藏族地区军政事务的宣政院，还通过诸如“提举市舶司”这样的地方职能机关管理来华外国人的宗教争端和相关事宜。
——摘编自王思杰《试论元朝的宗教治理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