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论语》里孔子被描写成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缘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予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种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儿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学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摘编自冯友兰《孔子：第一位教师》）
材料二：
“述”的内涵非常丰富。《说文解字》将“述”解释为“循”；在现代汉语中，“述”可以理解为“叙述”“陈述”“讲述”“论述”或“阐述”等等。
在《中庸》中，儒家德行“孝”的定义和“述”是相关的。《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如果我们将“孝”的这种解释和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一章中的自我描述联系起来，“述”的深层含义便跃然纸上，也就是“述”表达了“孝”的德性。
孔子践履“孝”这种德行的对象是天。《论语·八佾》讲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道德追寻的是天的使命。对于孔子而言，他的工作就是传天道，兴天道。在《论语·阳货》第十八章中，孔子说他不想再说话，但是他的弟子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孔子述的是天道，天是最终的创造者；第二，孔子认为自己是天道的述者，子贡则将自己看作是孔子思想的述者。孔子践履德性的活动表达了对天的“孝”，而子贡践履德性的活动则表达了对孔子的“孝”。
因此，孔子将他对经典的传承比作一个孝子做的事情。儿子对父亲最大的孝是对父亲志向、事业、梦想的继承、实现和发扬光大。同样孔子述的天道也是对天的孝。对于孔子而言，他的智力活动是恢复天道，这就是对天尽孝。在孔子那里，“孝”的含义涉及了延续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的义务。
孔子不是唯一把哲学活动与“孝”联结起来的人。孔子与柏拉图早期的作品《游叙弗伦》对“孝”的定义殊途同归。苏格拉底的诘问对象游叙弗伦得出“孝”是公正的一部分，“孝”是人类对上天的侍奉。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哲学活动就是对神灵的侍奉，自己的问答法就是对神灵的侍奉。基于苏格拉底对上天侍奉的论证，苏格拉底提供的答案就是进行哲学活动是对上天真正的“孝”。对哲学活动与孝的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也有所表述。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孝”要求更加尊重真理而不是尊重你的朋友。他认为“孝”的对象是真理，而不是上天。践行“孝”这一德性活动是追求哲学的严肃义务，因为追寻哲学是为了探寻真理。
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学活动和“孝”联结起来，尽管每一个人对“孝”的理解不同，这也反映了他们做哲学的方法不同。苏格拉底通过诘问的方式审查人的信念；亚里士多德更多地是通过对前人理论的考察、批判发现真理；孔子则认为从事“孝”的活动就是对天道的传承。
（摘编自余纪元、金小燕、韩燕丽《“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
材料三：
“述而不作”的信条影响深远，达两千年之久，成为风气。自孔子以后，儒家教育多遵从这一原则，以传授、注解经典为己任。要从事这一学问，必然燕记经文才能言而有据。因而，熟记经典成为学生的基本功。
孔子教育弟子是为了让他们从政，用子夏的话说是“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隋唐以后，科举盛行，官方明确规定了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为官一途。学校成为向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科举使用八股文体，专以四书五经命题，以儒家经典考学生，答案阐释以经典为准，不允许有超出范围的见解。
可以说，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使得他在教学中有偏重继承、轻视创新的倾向；伦理关系与师生关系的结合，造成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这使人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减少或部分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兴趣。这样使得传统教育以教师解释、学生背诵为基本方式，因循以往，缺乏创新精神。
（摘编自李杨《“述而不作”与传统教育》）
材料一：
语言是文学的载体。孙犁和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也要在写作中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中国语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他做了许多富于启示性的工作，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
“一切从事写作的人，在语言上要做到这三面功夫：重视人民生活的语言，以它为源泉，为文学语言的主体；吸收中国旧白话文学上的和今天生活不隔绝的语言；从好的翻译学习一些人民能接受的外国进步的语法、新字。”这是孙犁式的融会贯通、雅俗兼顾。所以，一方面，婉约蕴藉、诗化语言是孙犁作品的重要特征，如研究者指出的“《白洋淀纪事》里的故事是诗的小说，小说的诗”；另一方而，口语和诗意并存、生活气息和抒情性并存，他的作品没有因为诗情画意而脱离笔下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
虽然研究孙犁作品的人，都视语言为重要问题，但孙犁却说，语言问题并不是顶重要的，诚意才是。他在《谈修辞》中说：“通常一谈到修辞，就是合乎语法，语言简洁、漂亮、多变化等等。其实不得要领。修辞的目的，是为了立诚。立诚然后辞修。这是语言文字的辩证法。”在孙犁看来，不讲“立诚”只讲语言，是偏废。文学就像明镜和清泉，不能矫饰，“从事文学工作，欲求语言文字感人，必先从诚意做起”。孙犁作品能够立得住，首先在于他的写作是诚恳的、无藻饰的，灌注着创作者的真情实感。
风格从来不是单纯形式的问题，它和作家的思想、作家的生活实践密切相连。孙犁语言风格从青年时期的“清荷”走到晚年时期的“淡菊”这和他的人生经历分不开。晚年孙犁对人生的通达，化作文字上的老辣，亦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语言风格和审美特色，不仅成就了孙犁作品的有嚼头、耐读耐琢磨的特点，也使孙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上世纪50年代，刘绍棠、韩映山、丛维熙、房树民等人学习孙犁，专写农村人物，注重优美抒情，让“荷花淀派”声誉鹊起，使其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流派。上世纪80年代初期，铁凝、莫言、贾平凹等写作者初涉文坛，也都受到孙犁的影响。正如铁凝在《怀念孙犁先生》中所说：“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的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奇异神采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
孙犁在文学上寄托了自己的真诚追求，“小说是美育的一种”“文学必须取信于当时方能传信于后世”。他是这样思索的，也是这样实践的。光阴流转，社会变迁，孙犁的作品价值和文学魅力长久地吸引人们去回味发掘。把目光投向人民生活的深处，写出更多像白洋淀一样的大地故事，展现时代新人的美与风采，传承和创新中国文学的文脉，这是我们对前辈作家最好的纪念。
（摘编自刘卫东《把目光投向人民生活的深处》）
材料二：
孙犁是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和艺术旗帜。孙犁的小说和散文都极大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作家。关于以孙犁为首的“荷花淀派”概念的提出，最早的代表论文是艾菲《论“荷花淀派”的艺术变迁》。大家对这一流派的真实存在表达了大致相同的看法，即“草色遥看近却无”。大家的共识是中国文坛需要这个流派，这从一个侧面肯定、强化了孙犁风格的文学史意义。袁振声《论孙犁小说的抒情艺术》一文，在“诗的小说”的认识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孙犁小说的抒情性特点，将这种抒情性归结为：情真意切、情思细腻和情趣浓厚；在情与景的结合上追求一种绘画美，在情与理的结合上追求一种理趣美。
孙犁一直以小说、散文并重。进入新时期以来，孙犁以写散文为主，先后出版了《晚华集》《秀露集》等，以其内容的丰富和文体的多样，对当时的散文观念形成了冲击，博得评论界的高度关注。事实上，《晚华集》既保持了原有的清新明丽、行云流水的艺术风格，又有了新的探索和突破。孙犁的散文所显示的是一种平易自然的美，朴素深沉的美，是一种犹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有着独特的色调和情韵：画面恬淡如水墨画，情真意切如抒情诗，语言清新如朝生秀露，思想浑厚如陈年纯酿。
苗雨时先生在《荷花淀派综论》中，结合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典型塑造的“景物一体”和优美洗练的话语形态等，高度概括荷花淀派的精髓--广泛地观察现实生活，了解和思考人类的生存状态，带着希望改变世界的伟大理想；在作品中，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刻画、对典型人物的塑造，表现出对人的命运的终极关怀。孙犁及其荷花淀派的优秀作品，就具有这种穿越时空的高远精神境界和永恒艺术魅力。
（摘编自周纪鸿《孙犁和“荷花淀派”的永恒魅力》）
材料一：
在《论语》里孔子被描写成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缘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予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种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儿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学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摘编自冯友兰《孔子：第一位教师》）
材料二：
“述”的内涵非常丰富。《说文解字》将“述”解释为“循”；在现代汉语中，“述”可以理解为“叙述”“陈述”“讲述”“论述”或“阐述”等等。
在《中庸》中，儒家德性“孝”的定义和“述”是相关的。《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态，普述人之事者也。”如果我们将“孝”的这种解释和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一章中的自我描述联系起来，“述”的深层含义便跃然纸上，也就是“述”表达了“孝”的德性。孔子践履“孝”这种德性的对象是天。（论语·八佾）讲到，“天下之无道也久实，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道德追寻的是天的使命。对于孔子而言，他的工作就是传天道，兴天道。在《论语·阳货》第十八章中，孔子说他不想再说话，但是他的弟子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孔子述的是天道，天是最终的创造者；第二，孔子认为自己是天道的述者，子贡则将自己看作是孔子思想的述者。孔子践履德性的活动表达了对天的“孝”，而子贡践履德性的活动则表达了对孔子的“孝”。
因此，孔子将他对经典的传承比作一个孝子做的事情。儿子对父亲最大的孝是对父亲志向、事业、梦想的继承、实现和发扬光大。同样孔子述的天道也是对天的孝。对于孔子而言，他的智力活动是恢复天道，这就是对天尽孝，在孔子那里，“孝”的含义涉及了延续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的义务。
孔子不是唯一把哲学活动与“孝”联结起来的人。孔子与柏拉图早期的作品《游叙弗伦》对“孝”的定义殊途同归。苏格拉底的话问对象游叙弗伦得出“孝”是公正的一部分，“孝”是人类对上帝的侍奉。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哲学活动就是对神灵的侍奉，自己的问答法就是对神灵的侍奉。基于苏格拉底对上帝侍奉的论证，苏格拉底提供的答案就是进行哲学活动是对上帝真正的“孝”。对哲学活动与孝的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也有所表述。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孝”要求更加尊重真理而不是尊重你的朋友。他认为“孝”的对象是真理，而不是上帝。践行“孝”这一德性活动是追求哲学的严肃义务，因为追寻哲学是为了探寻真理。
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学活动和“孝”联结起来，尽管每一个人对“孝”的理解不同，这也反映了他们做哲学的方法不同。苏格拉底通过诘问的方式审查人的信念；亚里士多德更多地是通过对前人理论的考察、批判发现真理：孔子则认为从事“孝”的活动就是对天道的传承。
（摘编自余纪元金小燕韩燕丽《“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
材料三：
“述而不作”的信条影响深远，达两千年之久，成为风气。自孔子以后，儒家教育多遵从这一原则，以传授、注解经典为己任。要从事这一学问，必然熟记经文才能言而有据。因而，熟记经典成为学生的基本功。
孔子教育弟子是为了让他们从政，用子夏的话说是“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隋唐以后，科举盛行，官方明确规定了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为官一途。学校成为向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科举使用八股文体，专以四书五经命题，以儒家经典考学生，答案阐释以经典为准，不允许有超出范围的见解。可以说，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使得他在教学中有偏重继承、轻视创新的倾向；伦理关系与师生关系的结合，造成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这使人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减少或部分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兴趣。这样使得传统教育以教师解释、学生背诵为基本方式，因循以往，缺乏创新精神、
（摘编自李杨《“述而不作”与传统教育》）
材料一：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出自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的《定盒文集·续集·尊史》。历史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的真实记录，得失的总结，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所以，“出乎史，入乎道”，要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必须返回历史中去把握。
在历史中把握大道，①。文化凝聚了一个民族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一个民族历史的载体。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文明没有中断过的国家，我国的历史文化资源之丰富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诸子百家的思想、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多种文化形式，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和谐共生，天地涵养万物，同生共存；追求和而不同，与邻国的关系处理上讲究“协和万邦”，强调君子慎独、自强不息等。现今世界中，在重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达到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和谐统一、解决国际冲突等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显示出了超强的整合价值，其和谐、合作的优势，更能发挥包容、平衡的作用。
在历史中把握大道，②。中国共产党一路带领中国人民艰苦斗争，从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到富有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开启改革开放伟大进程到创造新时代伟大成就，真正让全体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幸福和荣光。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出的以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质的象征。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正是源于党的百年奋斗的成功实践以及这一过程中焕发出的精神气概。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深层次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第一次实现了大国和平发展，这背后是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酝酿成长——这种文明不再以争夺、战争、消灭、殖民作为国家间的竞争模式，而是以相互合作、共同发展为根基，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而且为人类文明提供了具有超越性的方案，必将在当下及未来彰显出更大的内驱力和凝聚力。对这种未来性怀有自信和自觉，正是我们学习、把握历史的意义。
（摘编自师英杰《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材料二：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一语出自宋代学者曾巩所撰的《南齐书目录序》。以古视今，不难发现古代深厚博大的史学积累为当代中国文明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传统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汲取、品味与借鉴。
举其大且要者，中国史学致用传统有三个特质。其一，求“大”。南宋朱熹曾言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意味着研读历史首先要立意高远，关怀宏大。无论治史还是治国，皆须从变动不居的历史进程中探寻时代之大趋势、大方向，提炼大命题，把握大脉动。如司马迁修《史记》，时间纵贯三千年，空间横跨数万里，人物遍布全阶层，体例覆盖各类型，大构思方成就大手笔，无怪乎清代学者赵翼道：“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对比当前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涉及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毫无疑问是至为关键的课题。
其二，贵“通”。先立其大，再贯乎通。具体而言，所谓“通”，首先要“博通”，即大量搜辑考察各类尤其一手材料或原始遗迹，为深入研究奠定坚实基础；其次要“贯通”，即综合研究有关材料或遗迹，通过归纳概括引出结论；再次为“通识”，即注重在综合贯通中求得更全面深刻的认识；最终实现“会通”，既把天、地、人作为整体，又将天道、地道、人道联系起来，反映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思维与整体意识。这种思维意识对中华文明探源过程启示很大。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绝非一人、一学科、一团队、一时代之事，迫切需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久久为功，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
其三，崇“德”。可大可通，于是历史自然显露出德之光辉，我们的文明亦因之可亲可久。对待人类的文明历史，要能不抱偏见，不做武断，不凭主观，不谋私利，不求速达，这样我们那些最为珍贵的精神内核和思想精髓才能如玉石般温润可亲，似高山般坚韧可久。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这提示我们在进行中国文明历史研究中注重揭示与阐释自身优秀的思想元素和文化基因，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求其大者，贵其通识，崇尚德性，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文明历史研究中展现既有史学传统之重光，并赋予其新意，这正是“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的深厚意蕴所在。
（摘编自王学斌《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