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民国初年出现了建党的热潮,甚至达到“党会既多,人人无不挂名一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的程度……这些“资产阶级”性质的制度,在中国建立的根基是相当薄弱的。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它也使中国经历了一次民主实践的洗礼。
——摘编自路云《论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各个职能机构中,均有民主党派人士任职,而且任职的层次之高是绝无仅有的,占有副主席、副总理职位,就政务院下辖的34个正部级职位中,民主党派占有15个职位。中国共产党还比较注意保证担任国家领导工作的民主党派人士有职有权。当时的一切重要指示、法令也要经过担任行政主管机关负责人的民主党派人士审查修改。
——摘编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民主党派民主 监督研究》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进入了从恢复重建到持续发展,进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新的发展阶段。法治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之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有机统一的整体。
——摘编自阮洁《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中国法治建设》
材料一 土地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立足乡村基层社会,开辟了红色政权革命道路,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局部执政中进行了治国理政的重要探索。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基层社会,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革命生长的空间,通过加强地方党组织和新型革命军队建设有效嵌入基层社会动员群众,通过创建和领导苏维埃政权,把动员群众和改造社会统一起来,重构了以基层政权为核心、群团组织和群众武装构成的新的组织体系,开创了以群众有组织的政治参与为主要特征的基层社会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执政是通过基层社会改造来开展并实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苏区政权组织体系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的创建,也是基层社会改造的重要成果。
——摘编自刘一博《改造基层: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路径与成就》
材料二 近代早期是英国中等阶层崛起的时代。 中等阶层在英国乡村和城镇分别由不同的群体构成。在乡村,中等阶层主要指乡绅和约曼,他们既是新式农业的改革者和引领者,又是乡村自治重要的参与者,撑起了乡村社会的脊梁,大乡绅作为治安法官控制着各郡县,而地产和影响力在其之下的小乡绅,则和约曼农一起担任各教区的高级治安官,担任季审法庭陪审团的成员,并有权参加对国会议员的选举。在城镇,中等阶层包括工商业者和各类专业人士,他们主导了城市经济的变革,并提供专业服务。商人和专业人士以财富为后盾,同时因其职业的必要,除了出任城市行政长官,还积极参加市议会,以共同分享政治权利。
——摘编自郝英杰《16-17世纪英国中等阶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