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农业、畜牧业等生产发展过程中，长期观察天文、气象与农业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二十四节气中每个节气都有特定的文化含义，反映季节变化的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反映气温变化的有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反映降水及与水的凝聚物相关的有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反映物候和农作物生长状况的有惊蛰、清明、小满和芒种。
二十四节气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部分长江流域的特定地理气候与农耕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只有这个纬度的地区才有四季分明的气象条件，并且这循环往复的自然天象、物候是可以被人重复观察并记录的；中国人强调要不误农时，人们只有长期定居在一个特定的地区，才有可能不断地观察和积累与其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物候现象，来更好地指导生产，而华夏民族很早便进入了较发达的农耕文明社会。
（摘编自刘迎秋《说说二十四节气》，《文史知识》）
材料二
当下，人们对节气的认知逐渐淡薄是有原因的。中国长期以农立国，人们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农业生产来认识和利用节气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农业生产，进入第二、第三产业。这些产业依赖更精细的时间制度，和季节、时令转变的关系相对疏离。
中国传统的宇宙观是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认为时间的变化是阴阳互相作用的结果，人在天地间要循时而动，顺应阴阳变化，促成阴阳调和。因此，天象、物候、人事就被统一组织到一个严密的时间秩序中，时间就被划分为依次出现的不同段落。每个段落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属性，成为国家政令和社会成员活动的根本依据，要求人的活动和时间特性保持高度一致。近代以来，西方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宇宙观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宇宙观。
此外，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公元纪年代替了包括二十四节气在内的传统历法，成为官方历法。
（摘编自张勃《二十四节气及其保护》）
材料三
二十四节气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虽有减弱，却始终在延续。无论清明的踏青、扫墓，还是冬至的团聚、祭祀，都在提醒人们在繁忙工作之余，应有适当的舒缓与休憩，适时地关注家人、朋友以及更宽广的世界。一些地方性浓郁的传统节令仪式，则是人与自然神灵的交流过程，以顺应四季有序，万物有时。北京一些医院开创性地推出“三伏贴”“三九贴”，这种治疗方式的时间依据正是夏至和冬至这两个节气。
二十四节气这种长期在日常生活与生产中发挥影响的特征，同相关学术界及社会上大都把非遗与“濒危性”直接对应起来的认识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但这恰恰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内涵，即一种传统文化究竟能否被看作“非遗”，能否列入代表名录，同它是否处于濒危状态并没有必然联系；最关键的，反而是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活态传承：它必须是一种活着的遗产，与活着的人的生活实践密不可分。
（摘编自《每个人都是二十四节气的传承人》，《参考消息》）
时，不能将之与濒危性直接联系起来，而应关注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活态性，它必须回归日常生活和生产。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获画地学书。举进士，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仲淹使陕西，辟掌书记。修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五品服。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
（节选自《宋史。欧阳修传》）
①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
②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