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涌现出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才子，他们为一个时代画出浓墨重彩的一笔，发出响彻天地的呐喊。建安文学，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辉煌，为后世文学之楷模。
建安时期的作品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真实地反映了动乱时期人民的生活状态，抒发了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因其宏大的意境，雄浑壮阔、慷慨深沉的风格，文学史上称之为“建安风骨”。
建安文学以“三曹”为代表。曹操所作辞赋俊极硬朗，慷慨悲凉，他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曹操的诗文风格是在汉乐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的名篇《短歌行》是汉乐府的旧题，字里行间都表露出求贤若渴的心情，迫切希望人才都投奔到他这里，为他建立不朽功勋。整首诗极具感染力，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豪言壮语，是一种情感的真实流露，充斥着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再比如他的《观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意境宏大，气势开阔，有胸怀宇宙之气，有大海雄奇壮阔之势，言简意赅而又气象万千，清新俊朗的风格之中难掩气势恢宏的做骨，开了一代诗风。又比如《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志向高远不说，积极进取的决心是永不消退的，这样的作品充满了生机，让人读罢也充满希望，这是一种独领风骚的傲骨，是俊逸永久的遒健。
曹丕诗歌形式多样，语言通俗易懂，有汉魏时期简约清俊的风格，他的诗赋没有鸿篇大论，也没有利用辞赋文学进行政治宣扬，就是因为热爱而热爱，所以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建安风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曹丕的弟弟曹植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为人熟知的《七步诗》写道：“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七步成诗，可见曹植的文学天赋极高，虽生在王侯家，却是个纯粹的文人，所以他的文学成就最高，所作辞赋作品最多。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可见曹植的文学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建安七子”属于曹魏文化集团，他们受战乱影响投奔曹操，待生活安定了，思想解放了，文学创作就达到了新的境界，他们是建安作家集团的主力和传播者，对诗、赋的发展都做出重要贡献。受曹魏宽松的文化政策影响，他们得到重用，他们的才能得到施展。因此，曹魏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繁荣景象。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这是李白有名的两句诗，可见后世对建安文学充满了仰慕和欣赏之情。建安文学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辉煌，是后世文学之楷模。
桃花源里的陶渊明
陶渊明，东晋大司马陶侃重孙，其父为安城太守陶逸，在这样一个世家里，先祖的丰功伟绩激励着陶渊明，他后来曾写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在良好的家教熏陶下，陶渊明学习很努力。八岁的时候，陶渊明的父亲死了，只好与母妹三人一起投靠外祖父孟嘉。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据说是“好酣酒，至于忘怀得意，旁若无人”的老人，颇有魏晋名士风范，而这位野逸散仙般的老先生也成为陶渊明学习的榜样，在归隐后的陶渊明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孟嘉的影子。
陶渊明长大后，就搬出外祖父家单过，在陶家园盖了几间房子和老母同住。这期间，他主要是在家读书和出外游学。祖上留下来的一些积蓄逐渐耗尽，亲友接济也逐渐不支，生活每况愈下。而且家里也已经没米下锅，学而优当仕，陶渊明决定外出做官。这个时候正是东晋末年，接二连三地爆发农民起义，军阀割据，民不聊生。陶渊明的仕途生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公元393年，陶渊明在江州刺史王凝之(王羲之的儿子)手下谋了一个祭酒的差事。可惜好景不长。王凝之这人脾气不好，喜欢用鼻孔看人，可陶渊明官职虽小，也是有傲骨的，四个鼻孔相对，两个人隔阂日深。陶渊明心灰意冷，不久就“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了，第一次仕途结束。
公元398年，陶渊明三十三岁，也许是实在过不下去了，他来到荆州，投靠到荆江二州刺史桓玄门下做了个参谋。但陶渊明很快就发现桓玄有个要命的想法——做皇帝。陶渊明毕竟是正统文人，忠君思想深入骨髓。他当然不想蹚这造反的浑水，后来，陶渊明母亲去世，于是以母丧辞官，第二次仕途结束。
公元402年，桓玄举兵攻入东晋首都建康，改国为楚。公元404年，刘裕在家乡京口起兵攻击桓玄，陶渊明很高兴，马上去投奔刘裕，并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这一年，刘裕击败桓玄。405年，刘裕迎司马德宗复位，十几年后司马德文(司马德宗之弟)将皇位禅让给刘裕，刘宋王朝诞生，南北朝开始。平定桓玄后，刘裕开始掌握朝政，并逐渐露出登帝的野心。在对平定桓玄之战的论功行赏中，刘裕却仅仅让陶渊明做了一个无职无权的镇军参军。
陶渊明对刘裕是颇有几分崇拜的，但骨子里的正统思想却使得他对刘裕的“谋朝篡位野心”颇有不满，在这样的矛盾心理作用下，他眼里的刘裕就有了许多异样的味道，刘裕对陶渊明这样的心态自然也是洞若观火，所以当然也不会重用陶渊明。陶渊明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写道：“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三月，上表辞官，马上被批准，再回家种地。
公元405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
这次到任应差的原因主要是为了生计，他在《归去来兮辞》里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连酒都好久喝不上了……”
但干到第八十一天，浔阳督邮要来视察，手下说：“您得穿戴整齐了，去跪迎上差。”这时候，陶渊明心中多年的郁结和文人傲骨终于爆发：“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这是陶渊明第四次辞官，也是最后一次，十三年的仕宦生涯结束了。
幸甚啊，幸甚！归去来！
魏晋文人洒脱飘逸的风骨对他影响颇大，陶渊明这年为自己更名为“潜”，并开始与佛道隐士来往，思索感悟，在自然天地中体会自然化生，天人合一的快乐。终于得出结论，要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了，这时候的陶渊明终于不再是一个半吊子政客、半吊子侠客，而成长为我们心目中那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了。 以此为节点，把陶渊明的一生分为前后两段。
陶渊明归隐之后，过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生活，每天就是流连山水田园、饮酒、吟诗。与当年龊龊官场一比，真有重生之叹，这时候的陶渊明知道，这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生活。
他以诗明志：“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就是说过去错了，对仕途彻底绝望了。 陶渊明归隐后有自得与快乐：“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欢乐之情溢于言表。但同时他也有抑郁：“……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丰收的年头，陶渊明家会酿几大缸米酒，朋友来了，则必饮，一般总是老陶先醉，醉前会说：“我要醉了，不送你了啊，自己走好。”真是可爱极了。歉收的年头，老婆孩子都一脸菜色，酒就没了。这时候也有朋友送他些钱、米，也有的就请他过去，说是谈谈诗什么的，实际上就是想让陶渊明一醉。陶渊明曾在诗中写下自己的感叹：“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生活的确时有艰难，但归隐后的陶渊明，在大自然的山山水水里，最终得到了畅快淋漓的自由，他的诗章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最高境界，我们记住并且欣赏的也正是归隐后的田园诗家陶渊明：
《归园田居》里，他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饮酒》中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桃花源记》中：“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五柳先生传》里：“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欧阳修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
桃花源是一个抛却利禄功名后才能进去的一个弥漫花香的所在，桃花源是个大美的所在 ， 在陶渊明描写的世外桃源里，社会和平，人们天性真纯。桃花源成为历代中国文人心灵的寄所，成为一个代表“田园隐逸”的文化符号。
材料一：
中国的隐士文化由来已久，隐士可以分为政治性隐士、宗教性隐士和生活性隐士。西方也有隐居这种生活方式，虽然隐居者不能算是典型的隐士。自然文学的作者们是隐士或当过隐士，比如梭罗、惠特曼、巴勒斯、缪尔等。
东西方隐士们并不是目不识丁或能力欠缺的凡人，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超常的文化修养和人生智慧。他们并不是不能做官发财，而是不愿过那样追求名利的人生。出世与入世只在自己的内心选择，且有选择的权利和余地。他们都对繁华尘世感到深深厌倦，不喜欢过社交过于频繁、被俗事缠身的生活，想要寻找世外桃源避世隐居，同时在精神上步入从容闲适、与世无争的隐逸净土。他们都热爱山水、热爱自然，以自然为生活与修身之道，这个自然不仅是作为对象的大自然，也是“自己本来这样”的自然，自然运行之道。所以这些隐士们安静恬淡，舍弃了对物质享受的追逐。
西方的隐士们重视生命对于个人的价值，具有很强的个体本位意识，无法完全摆脱现实的牵绊。所以他们不拒绝名声，往往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并利用这些声誉去做影响社会的事业，比如爱默生、巴勒斯、利奥波德等。这些隐士们会把自己的隐居生活写成书籍，这就是“自然文学”。在美国，“自然文学”是最悠久的文化传统，完全可以与中国传统的山水文学相媲美。美国人踏上北美大陆时就开始了创作。与之相比，中国的隐士们主张“天人合一”，在“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自然率真环境中解读人生的“真意”。但“欲辩已忘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写作较少，主要修身养性，力求自身精神的解脱和内心的平静喜悦。而且中国的隐士们虽然也享有极大的声望，但他们与现实世界脱节，认为为人所识并不值得称道，宁愿做一枝无人知晓的空谷幽兰。东西方在哲学思想和生活方式上大相径庭，东方隐士多是纯粹为了远离喧嚣而出世，属于个人主义；西方隐士多是为了入世而出世，属于功利主义。
两者在不同的地域和文明中的“不约而同”，则反映出人类向往自由和亲近自然的本性，而这恰是后工业时代人们弥足珍贵、求之不得的，也正是现代隐士文化重新兴起的主要原因。
（摘编自张薇《中外隐士文化对比》，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约可分两类：一类是做官的，一类是不做官的。而在不做官的当中，又有做不了官和不想做官的。后者少之又少，史书上将其归为“隐逸”“逸士”。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专制统治下。假如您不把所学知识“货与帝王家”，简直没有出路。而归隐便是这其中一条若隐若现、充满荆棘的羊肠小道。表面看，隐居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其实不然。隐士们之所以这样做，全是不得已而为之。或为了保全身家性命，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或对现实政治不满，以此作为一种不得已的抗议。要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假如读书而不做官，那也就自动甘居下流了。范蠡辅佐勾践灭了吴国后，看穿了越王的为人，弃官不做，泛一叶扁舟于江河湖海之上，后来还成了富可敌国的大商人，这是非常稀少的例子，而且当时商人的社会地位也不高。有些知识分子不能医国，就去医人，但看看华佗，你就知道得罪政治权威是个什么下场了。无奈之下，只好隐居，绝不与现实政治发生任何联系，哪怕生活清贫一些也没有关系。
可以这么说，但凡隐居者，都是些拥有独立人格的高尚之士，他们或博览群书，或德性高尚，或多才多艺，为乡里所称。他们隐居以后，虽说也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书画与专著，比如陶渊明、陆羽等，但对于大多数隐士来说，所学非所用，随着他们的辞世，其一肚子学问也就随之带进了坟墓，这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在西方，教会是与政治权威相抗衡的另一种权威，知识分子不满意现实政治，可寄身教会，衣食无忧地研究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等，自得其乐的同时，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没有这么幸运，一旦选择了隐居，则衣食住行皆成了问题，要亲自“种豆南山下”了。并且，除了琴棋书画及儒道学问外，更无自然科学的内容可供他们研究（中国无此传统，即使研究了也没有出路），其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
好在中国自古就有这个传统，帝王允许这些采取不合作态度的知识分子逍遥于世俗生活之外，如尧时的许由，周时的伯夷、叔齐等，算是给了这些人一条出路。
隐士中也有具清醒政治头脑者，如东汉恒帝延熹时的汉阴老父，汉桓帝“幸竟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只有他“独耕不辍”；更有南郡襄阳人庞公，面对荆州刺史刘表的责问“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他这样回答道：“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这是隐逸者何等理直气壮的宣言！
只可惜这些知识分子，因种种原因，既不能从政，又不能进行专门知识的研究，而默默终其一生，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巨大损失。
（选自郁土《谈隐逸》，有删改）
短歌行
曹操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