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界者”钟扬
拟南芥，一种看起来细弱的草本植物，因为生长快、体型小、分布广、基因组小，常被植物学家比作“小白鼠”，是进行遗传学研究的好材料，全世界有众多的植物学家都在研究它。
在植物学家很少涉足的青藏高原，执着的钟扬团队发现了它。钟扬把拟南芥栽种在自己位于西藏大学安置房的后院中，把它做成标本带回了复旦大学。
植物学家、科普达人、援藏干部、教育专家……哪一个身份都可以以一种完整的人生角色在他身上呈现，在生命的高度和广度上，他一直在探索自己的边界，直到他生命戛然而止的那天……
“英雄”少年
1978年，湖北黄冈一所中学的大操场上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庆祝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即将入学，4名考上大学的同学胸前戴着大红花，像英雄一般。
钟扬也渴望成为那样的“英雄”。父亲是当地的招办主任，为了避嫌，父亲不让他以在读生身份提前参加高考，在与父亲赌气的同时，钟扬参加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考试，当时的竞争非常激烈，就在钟扬差点失去信心的时候，他接到了通知——考上了！
这个15岁考入中科大无线电专业的少年，开始了他不安分的人生。
钟扬的母亲王彩艳回忆，钟扬在考上少年班以后就开始补习数学、物理，因为老师说他这两门考得不好。进入大学以后，钟扬一边忙着学生会宣传委员的事务，一边坚持每月往家里写信。
那时，学习无线电专业的他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转向用计算机技术研究植物学问题。1984年，钟扬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所工作，那时，他曾用两年的业余时间，旁听了武汉大学生物系的课程。
回忆起这段往事，钟扬的妻子也感叹：“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非常充足。”
和钟扬外向热情的性格相比，他的妻子就显得内向了许多。那时候，工作调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加上不愿和父母分居异地，妻子对于与钟扬的婚事一直犹豫不定。
一次，张晓艳在工作结束后回到武汉，钟扬在车站接她时突然开门见山地说，自己把证明开好了。
“什么证明？”张晓艳问。
“我们的结婚证明啊。”
“我还没同意呢，你怎么就把这个证明开了呢？”
“没有问题，大家都觉得可以了，到时间了。”
“于是我就这样有点‘被胁迫’地领了结婚证。”张晓艳笑说。
结婚没几年，33岁的钟扬就成了武汉植物所副所长。后来，这位在生活和工作中都雷厉风行的年轻副局级干部干出一件让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放弃武汉的一切，去上海当一名高校教师。
种子达人
2000年，钟扬辞去武汉植物所的工作来到复旦大学。
那年5月钟扬报到时，学校还没有过渡房。系里临时给他找了一个系里别的老师提供的毛坯房，他毫无怨言接受了这个连煤气、热水器都没有的房子，洗着冷水澡住了半年。
尽管钟扬对生活品质不讲究，但对于“种子”却一点也不将就。为了自己的“种子事业”，他的足迹延伸到了气候恶劣、人烟稀少的青藏高原。
从他到复旦大学的第二年起，钟扬就开始主动到西藏采集种子。2009年，钟扬正式成为中组部援藏干部。据统计，在这十几年间，他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占到了西藏特有植物的1/5。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钟扬要收集种子？
“一个基因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能够造福万千苍生。青藏高原这个占我国领土面积1/7的地区，植物种类占到了1/3。有些地方甚至100年来无人涉足，植物资源被严重低估。”钟扬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这样介绍。
他扎根在此，努力为人类建一个来自世界屋脊的种子“宝库”。
对钟扬来说，采种子是一件乐事。“作为一个植物学家，我最喜欢的植物是蒲公英，如果发现它开花并且结了种子，我会用手抓一把，一摊开里面一般有200颗。我最讨厌的植物是什么呢？椰子。那么大一颗，8000颗的样本数量，我们需要两卡车把它们拉回来。”钟扬调侃道。
然而，在西藏采集种子更多的是随时出现的高原反应和长时间的体力透支。而钟扬却背着他经典的黑色双肩包，穿着磨白了的牛仔裤，戴着一顶晒变色的宽檐帽，迈着长期痛风的腿在青藏高原上刷新一个植物学家的极限，连藏族同事都称他为“钟大胆”。
钟扬在西藏大学理学院的一位同事说：“每次和钟老师采种子都是惊险和惊喜并存。”
“那次，我跟着钟老师去采集高山雪莲。我们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向更高的山地挺进时，钟老师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呼吸急促、全身无力，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拉琼回忆。
大家都建议钟扬待在帐篷里，而他却说：“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我不去的话，你们更难找。你们能爬，我也能爬。”最终，钟扬带着学生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北坡，采集到了被认为是世界上生长在海拔最高处的种子植物——鼠麹雪兔子，也攀登到了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
如今，这些种子静静地沉睡在一个又一个玻璃罐头里，等待着有一天，改变人类的命运。按钟扬的话说，也许那个时候，胖胖的钟教授已经不在了，但是他期待着它们可以派上用场。
科学队长
“生命诞生以来，从原核到真核，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海洋到陆地，简单与复杂并存，繁盛与灭绝交替，走向了一篇篇跌宕起伏的演化乐章，其间洋溢着生命诞生与繁盛的欢颂，伴随着物种灭绝与衰落的悲怆。”
这是钟扬为2016年刚刚竣工的上海市自然博物馆（以下简称“自博馆”）参与写作的500多块图文展板之一，很少有人知道，这细腻而又富有文采的文字，竟出自这位看起来五大三粗的理工男之手。
如果说，“采种子”是钟扬的“主业”，那么科普则是他最爱的“副业”。
在自博馆建设期间，设计院展览设计部主任为寻找图文写作顾问“操碎了心”。因为学科跨度大、文字要求高，她先后联系的几家高校都因这个项目难度太大而婉拒。
设计部主任知道钟扬太忙了，因此想拜托他帮忙牵线或引荐一些专家。令她没想到的是，钟扬二话不说就接下了这个没什么回报、时间紧的“烫手山芋”。
“我们会毫不客气地把最难的部分留给他。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每次听说钟老师从西藏回上海了，我们都会立刻和他预约时间，他总是爽快答应。”设计部主任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从2001年起开始和上海科技馆合作，他使用过很多身份，有时是评审专家，有时是科学顾问，有时是科普活动主讲人，有时是标本捐赠人，有时甚至是供应商。他时不时会出现在科技馆或者自然博物馆的各个角落，每一次，都带着特定的任务过来。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赵佳媛是钟扬的学生，她见证了导师这些年在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
2003年～2017年，钟扬共撰写、翻译、审校了10本科普著作，其中不乏《大流感》这样的“网红书”。“《大流感》这本书，内容包罗万象，语言风格多变，钟老师对推敲文字乐在其中，他会忽然在吃饭时得意洋洋告诉大家他的译法，当然偶尔会被我们反驳，他也会欣然接受。”赵老师回忆。
对中小学生来说，钟扬可以称作“科学队长”了。他连续7年多次为全国中小学生义务进行形式多样的科普，任学校科学顾问。来自上海实验中学的一位同学就深受他的感染。
“当时去听教授讲座，一下子就被钟教授生动的演讲吸引住了，从此我就成了教授年龄最小的学生，并开始跟随他学习科学……听他的课，你永远都不会感到无聊，在钟老师的指引下我慢慢爱上了科学。”这位同学说。
“做科学传播是件好事情，我当然支持啊！”在钟扬的鼓励下，同学们在学校开设了“学与做科学社”。另外，钟扬还帮这个社团撰写舞台剧脚本，并利用零碎时间帮助同学们排练。
钟扬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精力做科普？他的学生认为，与其说科普，不如简单地说是他愿意教人。
“钟老师对‘批判性思维’念念不忘。他觉得对中小学生的科学教育乃至思维教育非常重要，他还想着要把大学专业教材改成适合小朋友的音频故事，想着要为孩子们写一本科学故事书，想着去中学给科学社的孩子们上课，还想着开设更系统化的科学营……”他的学生说。
“接盘”导师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卢大儒老师分管研究生的培养工作，目睹了不少钟扬在收学生时的“奇葩”事儿。
“我们每个人招研究生有一个数量限制，但是他招得特别多，后来我就去了解，才发现事情的真相。”卢大儒说。
卢大儒发现，当学生和老师进行双向选择时，较差的学生，或者不太好调教的学生，老师不喜欢，就会‘流落街头’。还有学生跟导师相处以后有一些矛盾，提出转导师。这样，问题来了，谁来“接盘”？
这时，身为研究生院院长的钟扬总是负责兜底。“他总说‘有问题我来’，这是他的一种责任与担当。他说以后在他的位置上，必须承担这个责任，这个位置必须要有这种担当。”
钟扬的“暖”是有目共睹的，这更体现在他对学生的关爱上。他从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更会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为他们量身定制一套个性化的发展规划，不让一个人掉队。
钟扬曾说：“培养学生就像我们采集种子，每一颗种子都很宝贵，你不能因为他外表看上去不好看就不要对吧，说不定这种子以后能长得很好。”
而当钟扬的工作重心转到西藏时，他承认，自己的招生名额渐渐倾向这所他心目中的“世界最高学府”。
钟扬的学生、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位博士生回忆道，实验室里有很多学生是钟老师从少数民族地区招进来的。“这些同学由于底子薄，知识基础与上海本地学生有一定的差距，刚开始都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联系了钟老师，钟老师总是鼓励他们报考自己的研究生，他说，‘读我的研究生基础差一点没关系，我帮你补，你只需要有一颗热爱植物学的心’。”
于是，钟扬的学生就像古代的门客一样“各显神通”，有做科学研究的，有做科普的，有从事创新创业的。钟扬停不下来的点子和“脑洞”，就这样在他每个学生中生根发芽，变为现实。
生命延续
2017年5月的一场讲座中，钟扬曾介绍自己实验室里研究过一种“长寿基因”。他们使用生命期5～7天的线虫作为实验对象，当某种基因被敲除后，线虫寿命可增加5～7倍。
有人问，只要敲除一个基因，人是否可以更长寿。钟扬回答：“这个基因主管生殖，要想长寿必须在一出生就去除掉，意味着你将终身无法生育。”对于钟扬这样的植物学家来说，生命的长短成为了藏在基因里的秘密。
但对于他个人来讲，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或许在与千千万万种生命打交道的过程中，钟扬已经有了答案。
“在一个适宜生物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中，不乏各种各样的成功者，它们造就了生命的辉煌。然而，生命的高度绝不只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换言之，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在2012年7月6日复旦大学的校刊上，钟扬发表的《生命的高度》一文这样写道。
在探寻生命的边界时，他甘愿成为一个先锋者。
钟扬的身体条件是不适合长期在高原工作的。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对常人来说，这应是一次生命的警告，钟扬却把它理解成工作倒计时的闹钟。
“他有一种想把时间抢回来的劲头。”钟扬的同事回忆道，病好以后，大家都以为原本忙碌的钟老师可以调整一下超负荷的生活节奏，“收敛一点”。没想到的是，他变得更加拼命了。
西藏大学的老师展示了钟扬2017年6月24日的行程安排：上午到拉萨贡嘎机场，下午3点半参加西藏大学博士生答辩会，5点跟藏大同事和研究生处理各种学科建设和研究生论文等事情，晚11点回到宿舍网上评阅国家基金委各申请书，凌晨1点开始处理邮件，凌晨两点上床睡觉，清晨4点起床，4点半赶往墨脱进行野外科学考察。
钟扬未完成的愿望很多，他希望继续收集青藏高原的种子资料，希望帮助西藏大学学科建设不断提高，希望培养出更多扎根高原的植物学人才……
脑溢血之后，医生、亲友、同事都劝钟扬不要再去西藏，说他简直是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而他第三次向组织递交了继续担任援藏干部的申请书，成为第八批援藏干部。
“再次进藏时，我明显感觉到他的身体大不如前，连上车和下车都特别吃力。但他总说‘没事，我很好’。他对我说，自己的时间太短了，必须这样。”钟扬的同事说。
2017年9月25日，钟扬忙碌的行程在“出差赴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作报告‘干部创新能力与思维的培养’”之后戛然而止。
而他双肩背包的很多张小纸条显示出，他的工作依然很满——
9月26日，他将回到复旦大学上党课，带大家学习科学家黄大年的先进事迹；
9月28日，他将来到拉萨，参加29日的西藏大学生态学一流学科建设推进会；
之后，他将完成和拉琼参与创办的西藏植物学期刊的创刊文章；和杨亚军一起完成关于“生物样本库的伦理问题和管理政策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招标；继续英文科普书籍《不凡的物种》的翻译工作……
未来，他还希望在成都或上海建立青藏高原研究院，让上海的红树林实现自由生长，让更多的中小学生通过科学课程提高科学思维，让更多的学生致力于青藏高原的种子事业……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对于生命的意义，钟扬这样说。
5月11日，中国公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本刊为此专访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黄文政。
三联生活周刊：根据最新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人口总量为141178万人。你怎么看这一数字？
黄文政：普查人口总数达到14亿与之前官方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数基本吻合。这验证了过去十年的实际生育率没有抽样调查显示的那么低，但也已经非常低了。从对经济社会的实际影响来说，总人口数据是超过还是不到14亿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总人口这个数据之外，你认为本次人口普查数据中，还有哪些点值得关注？
黄文政：我比较担心的是，人口总数超过14亿了，会淡化人们对超低生育率的感受，从而让很多人认识不到大力鼓励生育的紧迫性。“七普”公布实际数据表明，2020年的出生人口仅为1200万，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非常低的生育水平。这些才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
三联生活周刊：与总人口14.1亿相比，为何出生人口、总和生育率这些数据更值得关注？
黄文政：因为我们之前预判，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拐点”大概会在2023-2025年之间出现。不过，这些判断是基于2010年的“六普”人口结构数据以及近年的出生人口数据，而且也没有考虑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465万人，死亡人口为998万人。中国的出生人口自2016年开始是逐年递减的，分别是1786万人、1723万人、1523万人、1465万人，到2020年是1200万。由于二孩生育堆积效应趋于结束以及育龄妇女人数减少等原因，这个下降趋势将会持续，而死亡人口则逐年上升。因此，中国人口大概率在“十四五”期间进入负增长。
疫情发生可能会导致一个短期的生育低潮以及随后的补偿期，这有可能使这个拐点提前，并导致拐点在几年的时间内拉锯式地摆动。但长远来说，中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出生人口塌陷。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说这将是一种“塌陷”？
黄文政：因为首先，当下育龄女性的数量在快速萎缩，育龄女性就是潜在的母亲数量。近年来中国育龄妇女数量平均每年减少500万左右。目前22岁到35岁的女性是生育主力，在未来10年，这一育龄高峰年龄段的女性也将锐减30%以上。其次，新一代人的生育意愿更低。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结婚，结了婚也是丁克，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育龄妇女受教育水平提升，以及房价、养育孩子的成本过高等，都导致女性可能推迟生育时间，甚至是减少生育数量。
三联生活周刊：生育意愿下降的确在这些年特别明显。另一方面，“全面二孩”的政策就没有起到效果吗？
黄文政：“全面二孩”政策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它有明显的堆积效应，在这些年已经在慢慢地释放出来，导致效果也在逐步减弱。
各种生育意愿的调查显示，生育了一孩的家庭愿意生二孩的比例不到50%，这意味着在年龄结构和生育状态逐渐趋于稳定后，以后二孩的数量只会有一孩的一半，也就是说目前所生的二孩中，有一半是暂时性的堆积。如果不是二孩放开的话，这几年的数据就会不如现在，所以“全面二孩”的效果还是很大。
三联生活周刊：本次“七普”人口数据公布之后，你怎么判断中国人口在未来10年甚至更远的走向？
黄文政：中国未来的人口会很快进入负增长“拐点”。但如果根据过去几次人口普查的数据，那么未来10年人口下降的幅度会趋缓，可能会进入一个平台期。
三联生活周刊：从政策角度，我们应该做哪些调整？
黄文政：首先应该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我们认为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今年应该就可以全面放开了，但仅仅全面放开可能也无法逆转这个下降趋势。
因此，我们不只要全面放开，还要鼓励生育。推出鼓励生育的措施，很多国家都在做。鼓励生育真的不是简单说说而已，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做，这个具体取决于政策高度了。如果政策提升到比经济短期发展更重要、关乎国家未来的角度，跟环保、扶贫等政策相提并论，肯定还是有办法的，办法总是比困难多。我们要花非常大的力气，才再进一步提高到更替水平。这个是高度，取决于政策的选择，取决于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人口也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本次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2.6亿，占总人口18.70%，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但你一直强调“少子化”才是最大的危机。为什么？
黄文政：老龄化其实是“少子化”的一个结果。就是因为孩子少了，老年人才相对多了，如果小孩足够多的话，老龄化的问题就没有这么糟糕。
（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有删改）
钟扬的“暖”是____的，这更体现在他对学生的关爱上。他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更会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为他们量身____一套个性化的发展规划，不让一个人掉队。
钟扬曾说：“培养学生就像我们采集种子，每一颗种子都很宝贵，你不能因为外表看上去不好看就不要，说不定这种子以后能长得很好。”
而当钟扬的工作重心转到西藏时，他承认，自己的招生名额渐渐____这所他心目中的“世界最高学府”。
